别误读赔钱减刑的“钱”与“刑”2010-02-11之前，我国不少地区在司法实践中对 “赔钱减刑”进行了探索，引起了较大的社会争议。赞成者认为“赔钱减刑”有利于刑事和解，具有矫正价值，有制度正当性；反对者认为“赔钱减刑”是以钱买罪，会削弱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力度，助长“有钱无恐”的骄纵心态，导致事实上的“法律面前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甚至认为是法律的堕落。
该怎么样看“赔钱减刑”，我们有必要回到刑罚的本源，首先，刑罚的目的是改造人，而不是讲报应，讲报复；其次，刑法惩罚的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人；第三，刑罚追求的是正和博弈，而不是负和博弈或者零和博弈。因此，世界刑法的发展潮流就是消除犯罪行为，消除社会危害性，提倡刑事和解，而不是惩罚和报复，很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我国虽然没有废除死刑，但我国刑事法律的指导思想也不是报复，不是杀人，而是少杀、慎杀，能不杀的就不杀。
所谓刑事和解，就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在犯罪人以认罪伏罪、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自愿达成和解协议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减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
刑事和解起源于西方，盛行于西方，其积极作用在于给予被害人一定的情感补偿，疏导和减轻被害人的内心创伤；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保障被害人的正常物质生活。同时，还可以促使犯罪人了解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唤起内心良知和负疚感，勇于承担责任，从而矫正自新，回归社会。近几年，我国司法领域进行了刑事和解的广泛探索，被证明是也适合我国的法治文明成果。“赔钱减刑”，正是基于刑事和解核心价值和目的的方法之一。
该怎么样看“赔钱减刑”，还需要回到“赔钱减刑”的设计初衷。长期以来，在我国很多刑事案件中，大多数被害人无法获得有效经济赔偿，造成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伤害，无法走出阴影。近年来，虽然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赔偿制度，但力度依然非常有限。正是基于此，为了实现对被害人的有效救助，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赔钱减刑”才被提了出来。“赔钱减刑”不是免除犯罪人的处罚，而是用经济处罚换取犯罪人、被害人和国家、社会的共赢。
“赔钱减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而是社会对其比较通俗和形象的称呼。在信用缺失、腐败横行的当下，公众很容易从字面理解“赔钱减刑”，产生 “有钱减刑”、“花钱买刑”的误解。实际上，这里的“钱”不仅仅是指货币意义上的“钱”，更在于“赔钱”的前提是否出于认罪、悔罪，在于“赔钱”的结果是否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属对被告人的谅解。这里的“减刑”也不是刑罚执行制度意义上的减轻刑罚，而是刑罚裁量制度意义上的酌定量刑情节从轻判处刑罚的过程。“赔钱”和“减刑”缺一不可，“赔钱减刑”并非赔了钱就一定会减刑，更不是我们所误解的以“钱”换“刑”的丑恶行径。
当然，公众对“赔钱减刑”产生质疑和误解很正常。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不怕公众有误解，就怕司法腐败坐实了公众的误解。因此，面对公众的质疑和误解，解释宣传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用捍卫公平正义的司法实践来消除公众的误解。
' />如何消除对赔钱减刑的顾虑2010-02-11从感情人道与司法和谐的角度讲，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值得肯定。但笔者注意到，不少人对最高法认可“赔钱减刑”提出了质疑。
公众为何对有法可依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感冒呢？在我看来，原因或许在于，司法腐败案件屡屡曝光，公众对法官乃至对整个司法领域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怀疑心态。公众担心“赔钱减刑”的司法口子被打开以后，造成“花钱买刑”甚至以钱抵命的局面，削弱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降低司法公信力，甚至会造成司法腐败，滋长罪犯的气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动摇公众对法律的信仰。
但是质疑归质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走样并非政策本身的错。不可否认，在现实司法生态中，有些法官的审判观念确实存在偏差，甚至有人寻找法律的漏洞，过度行使自由裁量权，徇私枉法。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执行，如果没有问责监督机制同步跟进，再好的经也有被念歪的时候。我们不必对“赔钱减刑”政策本身求全责备。
我认为，要把宽严相济的经念好，需要配套措施同步跟进。第一，赔钱减刑的酌定量刑情节标准必须统一、明确，避免因为标准模糊，法官放大自由裁量权，滋生司法腐败。第二，提高法官素质，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纠正法官办案偏差。第三，尊重公众知情权与话语权。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规则与量刑信息放在阳光下暴晒，接受社会、媒体、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监督。第四，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给法官戴上“金箍”，避免他们徇私枉法，歪曲政策善意。
一言以蔽之，“赔钱减刑”不是洪水猛兽。只要配套措施同步跟进，监督问责机制到位，并不会伤害法律公信力，而且还能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保护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双方的利益。
' />赔钱减刑更需修复公共权利剥夺感2010-02-11尽管此次最高法将“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但在不少公众心目中，“花钱买命”、“赔钱减刑”仍几乎等同于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地向穷人挥舞着拳头，叫嚣着“用钱买你一条命”的可怖场景。法律面前本该人人平等，当法律沦为了以金钱为计量单位的正义时，人们难免就会担忧，这样的金钱与法律的交换，不仅无法救济穷人的权利，反而会变身成富人的法律豁免符。这是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公众对富人“花钱找人摆平”的言论，以及“赔钱减刑”的判罚义愤不已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富人与穷人对峙的案件中，一种深重的权利剥夺感始终缠绕在普通公众心中，挥之难去。
“赔钱减刑”的本意，本在于在犯罪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与其纠缠其中是非曲直，不如对受害方积极施以经济补偿，解决受害方的现实困难，这比无谓的判罚似乎更具现实意义，对受害者和犯罪人来说，也似乎是一种双赢。但在现实的施行中，由于极可能出现金钱裹挟法律的司法腐败，这就难免让公众担忧:“赔钱减刑”会否沦为富人的施恶许可证？“花钱买命”、“赔钱减刑”究竟有没有一个清晰的适用边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最高法首次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仅将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纳入其中，同时明确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这种界定对“赔钱减刑”走向更为公正的向度，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仍然很难说，“赔钱减刑”就此能实现真正的法律公平。“赔钱减刑”之所以在公众心目中能引发强烈的反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富人法律豁免的特权，只要有钱，即使不是真心悔罪也能被赦免；而一个穷人即使真心悔罪，也会因拿不出补偿而被判重罪。而在富人受赦免的过程中，被害方往往因为物质的现实需要，被动接受了经济补偿，但在精神上却极可能并未达成谅解。这些，都极易形成权贵阶层对普通公众的权利剥夺。
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种对应的权利，来制衡“赔钱减刑”赋予富人的豁免特权。比如，对但凡实施“赔钱减刑”的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由法律专业人士、普通公众等组成监督委员会，对案件是否适用“赔钱减刑”进行调查。同时，此类案件审理也应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仅要向公众公开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还要对犯罪人悔罪态度、赔偿情况，以及受害方与犯罪人间达成谅解等情况及时予以披露。在此中，受害人及其家属是否真正与犯罪人达成谅解，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社会影响的反应，理应成为是否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只有当“赔钱减刑”处于一个公众制衡、权利公平博弈的平台上，法律才不会有失公允地成为某一方的特权，这是遏制司法腐败及不公的重要方式，更是修复被权贵特权所激发的公共权利剥夺感的重要一点。
' />对“赔钱减刑”的担忧并非全是误读2010-02-112007年，广东东莞尝试“赔钱减刑”。“赔钱减刑”开始引起舆论的讨论，焦点在于：“赔钱减刑”是否会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公平？一些有钱人是不是会得到法律的“优待”？那时的解释是，“赔钱减刑”并不是有钱减刑，而是建立在一系列前提条件下的，对受害人利益的经济赔偿，也是对社会矛盾的积极化解——公平正义并不是抽象的，在实现了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将伤害造成的影响减至最小。
现在，人们讨论的问题依然是“赔钱减刑”是否会造成花钱就可以变通法律的情形。为何舆论关于“赔钱减刑”的热度一直没有消退？难道是对“赔钱减刑”的设计没有理解清楚？其实，“赔钱减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案件适合，适合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应当说，建立在合理设计基础上的“赔钱减刑”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符合法律发展趋势的。为何人们在解读时却一直心有余悸，似乎没能看到“赔钱减刑”的正面作用？
如果比较认同者和质疑者的观点就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两者间关注重点是不一样的：认同者关注的是“赔钱减刑”的法律价值和社会意义；而质疑者担心的其实是“赔钱减刑”的意义到底能否真正实现。前者看到的是“赔钱减刑”的理念，而后者看到的是“赔钱减刑”的执行。客观地说，在理念上，舆论对于“赔钱减刑”已经没有多少异议，在强调权利救济和矛盾最小化的社会，“赔钱减刑”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人们担心的是“赔钱减刑”的执行——如果法律没有被严格执行，“赔钱减刑”就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在看到舆论对“赔钱减刑”的质疑时，不应将其一概归结为“误读”。舆论不是没有看到正面作用，而是同时看到了可能因为执行不力而出现的负面作用。所以，要想让舆论对“赔钱减刑”产生真正认同，除了理念的阐释之外，还需让舆论看到制度得以严格执行。任何好的制度都需要以执行为条件，才能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因为事关公平正义，关于“赔钱减刑”的舆论讨论可能还会继续。讨论有助于人们认识的深入，也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只是，在讨论时，应注意问题的所在，把讨论放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否则一方强调“赔钱减刑”的意义，另一方强调“赔钱减刑”的执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就可能达不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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