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衣族”之类的现象并非大上海独有，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但是潮流变化旧习改变：北方的“光膀族”，以前每到夏季就成为城市一景，炎炎烈日之下，爷们除下衣衫，赤膊半裸出行，满街都是肥瘦不均的汉子，颇有一股豪爽之气。如今时过境迁，空调普及入室，审美眼光变化，街上已罕见“光膀族”，要脱也大多回家脱去了。再比如武汉夏夜酷热难熬，许多人在马路上铺席架床睡觉，长江沿岸街道更是密密麻麻，蔚然可观，但那也是老皇历了，如今已经没有了这种“景观”。

反对脱掉睡衣的人，当然可以搬出穿衣自由的个人权利，或是摆出不关侬事的脸面。可是支持“睡衣族”的理由和环境都在逐渐消失。舆论层面批评为陋习，年轻人视其为老观念，里弄巷堂大片拆迁。熟人社会正向陌生人社会演化，“睡衣族”面对的不再是弄堂的街坊邻里，因此要利用特殊契机来做改变。奥运会带给北京的就不仅是鸟巢水立方，还有做文明人的必要礼仪。

脱掉睡衣，并不妨碍上海人的生活，那不习惯的感觉也不会长久。而除了睡衣问题，还有更多世俗习气要改变，如乱闯红灯、乱插队、乱挤公车等等，这些恶习并非法律所能完全杜绝，还要依赖文明常识的普及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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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会影响到一些市民的生活习惯，这项新规也就难免遭受一定的质疑与抵制。同时，目前没有任何一项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市民不得穿睡衣睡裤出门。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对这项“规定”很多人是有些敏感了。

首先，政府本身有移风易俗，变革陋习的责任与权力。虽然对于穿睡衣出门的市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很随意，但上海毕竟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看到这种随性的生活场景。对此，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一定方式，积极变革这种生活习惯与方式。

更关键的是，“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规定，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倡导，而不是硬性的行政禁止。一方面，这项要求一开始就来自于民间的申请。上海虹口区日新小区，很早就提出开展劝阻居民穿睡衣出门的活动。很多上海市民在接受调查时认为，穿睡衣睡裤出门是“素质低，不文明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很多“志愿者”在小区门口，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便上前劝阻。这些志愿者本身非常注意说话方式，很少有强硬的态度。

因此， “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虽然能够看到政府的影子，但更多还是来自于民间，更多的是一种民间自我管理自我文明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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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10月29日《长江日报》)

为什么上海市此举招致反对呢？是政府做了它不该做的事。试想，“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如果交给公民组织去做，还会有这样的非议和麻烦吗？而且，这样的事情，原本就应该交给公民组织。公民组织是公民的自发性群体，它的号召不仅更有利于公民遵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公民自愿自治的，还可以避免“监督难”问题——毕竟政府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地监督和检查，而遍布社会的公民组织则可以做到。

现在，公民组织分内的事，换成了政府去做，除了“执行难”“监督难”外，还会让人产生抵触情绪。政府意味着权力，而权力又影响权利。当政府用强制的权力规定代替公民组织自愿的要求时，就容易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这是“如果政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推论的根本所在。

不知道上海市为何没有想到求助民间组织去做“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事儿，也许是民间组织过弱，也许是政府的习惯性动作，一遇到问题，习惯用强制性的权力达到目的。其实，无论哪个原因，上海市这一“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的要求，都是一个政府出力不讨好的标本，而这个标本预示着，政府对权力解决问题的执著。而这恰恰是公民社会需要权力坚决摒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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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这是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之前，该市政府对居民的要求。而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方面，穿睡衣确实不符合国际礼仪，但有声音也认为，如果连睡衣都管，社会的自由度就会降低。（10月28日《中国新闻周刊》）

一般来说，睡衣睡裤穿在家里，出门也这样确实不大雅观。但动用行政资源，对此形成高压态势，公权就越过边界了。

从文革时期的全民“深灰蓝”到如今街头的“百花齐放”，而今人们的衣着打扮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今不要说睡衣睡裤“解放”出场，就是“露脐装”走上街头也不再让人惊慌。只要不是法规禁止的“故意裸露”，衣服怎么穿，基本上没人干涉，这既有思想观念的改变，又有对公民权利的尊重。现在上海要开世博会，睡衣睡裤不给穿到外面去，这固然能体现我们在仪表上的重视，但是“运动式执法”的态势还是让人添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什么权利限制别人穿睡衣？再说，不经意穿件睡衣下楼，只是在社区里买个东西，就被戴红袖章的值勤人员劝阻回去，这不是干涉人家自由吗？法律法规都没有这样的限制，仅仅因为政府里的人看不顺眼，再凭领导一句“睡衣外穿是陋习”，就派出大量人员在各个社区“严防死守”，这不但浪费了行政资源，也是对公民权利的藐视。

世博会重要，公民权利同样重要。“穿睡衣睡裤不出门”，政府可以引导倡议，动用公权强制“取消”，这也是“防卫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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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素有穿睡衣上街的习惯，弄堂里、菜场上、马路上屡见不鲜。穿着花睡衣的女人，脚踩一双还算精致的皮鞋，跑到弄堂口买一包盐，或顶着满头发卷出来倒垃圾。这被看作上海市井文化的典型画面，但上海市政府对居民的最新要求是，在2010年上海召开世博会前，“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长江日报》10月29日）

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道尽好客真谛。佳期渐近、宾客未莅，主人却整天关在屋里，对着镜子检视自己的行头，并时时梦想着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以便让宾客让观众让历史留下一个最顶级的评语。当迎宾之道钻进这么一条城市形象学、荣誉学的死胡同，任何新奇玄妙的管控绝招，都可能成为那个传奇梦想的带刀侍卫。管控真是一把城市治理的好刀，尤其是刀鞘上烙着盛会迎宾的烫金标语时。刀锋渐起，花睡衣从此绝迹于街市，并且，不要天真地以为这是形象管控的终结；当城市形象美学、荣誉哲学的自我命题和执行逻辑冲开了缺口，它很可能惯性流泻和奔腾下去：比如流浪乞讨人员、街头流动文艺表演者、路边小摊小贩等，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件被迫换下的城市“睡衣”。

坦率地说，在真实从容的睡衣市井风情与标准化着装的盛会期人造景观间，我宁愿选择前者，因为它让我嗅到了可爱的人世烟火气，它丝毫不虚伪不矫情不造作。我忽然浮起一个疑问：若以嵇康、刘伶为代表的西晋名士们生于上海，将何去何从？这群蔑礼法崇放达的性情中人，想来是不为形象管控城市所喜的。

长久将自己定位为城市公共事务管控者、城市形象主设计师的地方政府，一门心思地强化自己的管控职能，总想将其管控之手伸得远些再远些、细些再细些，以至把自己累得像个管控劳模，以至让真正的城市主体和核心——市民们不胜其扰不胜其忧。哎，城市的形象设计师怎么就不明白小政府大治理、甚至是无为而治的政治学智慧呢？

总是急吼吼地想把自己并不可靠并不高明的生活“智慧”，强行政策打包强塞给城市市民，其实是许多管控型政府、强度管理型政府的困境根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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