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其中触目惊心的人性沉沦和法律失陷，曾激起舆论愤怒的声讨和追问，并促使有关部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运动。自那以后，“黑砖窑”这个词似乎从人们视线中消失了，但昨天出版的《经济参考报》却报道了一则黑砖窑再现的新闻：安徽界首警方近日从当地两处黑砖窑解救出30余名智障劳工，这些智障劳工有些是人贩子在街头寻得，然后哄骗到窑厂卖给窑主，有些则是被人贩子以每人200元左右的价格向出租车司机购买并转卖。与当初山西黑砖窑一样，这些智障劳工的生存状态惨不忍睹。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用的词是“再现”，然而我怀疑，黑砖窑劳工现象真的消失过吗？同样的罪恶是不是一直都潜伏在我们身边？

此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黑心窑主张学乾的供述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很早以前就在做这柱罪恶的生意了，2007年有关部门对黑砖窑的严打，不过只是使他从山东荣成转到了安徽界首——而且转场的原因主要不是监管的加强，而是原地砖窑取土困难。张还暗示，当地使用智障劳工的黑砖窑绝非他一家，他也是看别人使用智障劳工获利才效仿的。这样的供述说明，“严打导致黑砖窑绝迹”可能只是一种假象，挑战文明底线、让我们义愤填膺的黑砖窑，实际上从未消失过。

从界首警方披露的案情来看，这是一个比当初山西黑砖窑事件更惨无人道、更灭绝人性的生意。山西的那些黑心窑主主要拐骗的是民工及未成年人，因为精神正常心智健全，在暴力胁迫和沉重的奴役下他们还可以有反抗，还可以逃跑，还有起码的人的自我保护。而界首的黑砖窑中是一群智障者，他们被轻易地诱拐和绑架，像牲口一样被明码标价、卖来卖去，继而被驱使着像牲口一样地卖力工作，生活环境的恶劣甚至连牲口都比不上。整个过程，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待。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这并非界首的个案，黑砖窑买卖智障者的生意已成为一条长长的利益链，这个利益链起码的环节有：出租车司机收集贩卖智障者—“张学乾们”购买—不法窑主接收使用。许多无良的人就是这样靠着这个罪恶的利益链大获其利。

为什么这样的罪恶能够长期存在？为什么监管者视而不见？媒体的猜测是“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畏难情绪”：鉴于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政府可能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其形象——某些地方政府习惯将负面新闻与地方形象联系起来，尤其是“黑砖窑”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象征，官员害怕本地曝出的“黑砖窑”会像山西那样，连带整个地方被妖魔化。畏难可能存在，但我认为真正让政府畏难的不是形象，而是利益。就像很多矿难背后的官商勾结一样，某些政府官员自己可能深陷“倒卖智障者”的利益链中不能自拔，利益的掣肘令他们根本不会对类似的罪恶进行真正的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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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会有惊人的重复，连具体的细节都是那么相似。山西黑砖窑事件之后，同样的悲剧今天在安徽界首重演。所不同者，安徽黑砖窑使用的居然是智障者，连工钱都省了。同样衣衫褴褛的窑工，同样恶劣的劳动环境，同样暗无天日的工棚，同样利欲熏心的窑主，同样小心翼翼的警察——这一切，恐怕关心新闻的读者都相当熟悉。

搜狐网上这条新闻后面的“相关新闻”栏目，列出了近年来发生在湖北、河北、山西等地的黑砖窑使用智障劳工、童工的一些报道，可见使用童工及智障劳工几乎是黑砖窑的常态。两年前，关于山西黑砖窑的一篇评论曾预言道，“如果当局者还停留于杀鸡儆猴的思维，满足于事后处理的‘雷厉风行’，那么未来必将有更多的悲剧出现。”

居然被不幸言中了。中国发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全是简单的重复，一次又一次。每个悲惨的故事都不复杂，我们都耳熟能详，甚至不用看报道也能猜出来细节，但它就是在不停地发生，你永远不会看到它的终止。每次抨击窑主的丧尽天良或者怪罪监管部门的熟视无睹，都没能阻止下一个故事的发生。在我以为，这才是最可怕的。

山西黑砖窑事件后，劳动保障部派出9个督查组赴各地整治非法用工，界首这几个黑砖窑居然“侥幸”的躲过。《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说，“非法用工背后的利益链条，也是非法用工屡屡遭受打击却仍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天下熙熙，悉为利来。图利是资本的主要特性，这无可厚非。图利是开办砖窑的目的，却不是“非法用工屡受打击却不断出现的根本原因”。

从报道上看，根本看不到界首这家黑砖窑此前被“屡受打击”。窑主张学乾在山东荣成市使用劳工3年之久，却没有被劳动监察、公安等部门查处过一次。基层官场的情况，想必大家也知道，只要乡镇小官僚有入股，天高皇帝远，基本就可以安心躲在家里数钱了。我无意指称界首也是如此，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曾大面积存在。

报道还说，“鉴于山西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教训，个别地方党委政府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担心黑砖窑查处公布后会影响地方政府形象，在处理黑砖窑问题时可能存在畏难情绪。”这可就奇怪了，人民代表通过《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的选举出来的政府，居然不为人民服务，而要依赖所谓的“地方政府形象”彰显自己的职能或者存在？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府是依赖民众的口碑活着，人民说它干得不好，它就会害怕，担心下一次选不上。我们这边的一些地方政府，好像是依赖“政府形象”活着，好像有了形象就有了一切而不必在乎来自其他人的任何评价。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推断，可能有更多的基层乡镇，为了形象而捂着黑砖窑的盖子。

非法用工屡禁不止，关键在于相关部门没有认真代表和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将人民视作权力的授权方，而是视人命如草芥，置民众利益于不顾，对权力的来源没有丝毫敬畏和感激，才导致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一再发生。虽然犯案之人出身田垄，但发案之源却在庙堂。

在很多时候，严惩非法用工者或许只是为了平息民愤。真正要终结这类事件的发生，还是需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真正要让地方的百姓能够监督基层乡镇政府，能够让他们不再是为了政府形象而不是百姓利益而存在。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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