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彭宇案”的双重启示2011-09-30一件件、一回回的报道与讨论，并没有强有力地将我们拽出泥淖，大家仍在良知与现实困境中茫然。正因如此，回过头去解剖“彭宇案”这只最早的麻雀，可能会发现一些更为深刻的启示来。
启示一，常识溃败，人人都是受害者，结局必然是陷入“互害”的社会纠结不能自拔。彭宇案当时，社会一片惊诧，“局中人”呈现各异：有明显吃亏的彭宇，有貌似占了便宜的老太；有强势的法官，有弱势的律师；有极度愤慨的，也有毫不在乎的……时过境迁，一切“标签”都是浮云，所有人都是受害者。老太太得到的“骚扰”似乎并不正当，彭宇的辞职让人同情，法官的调离也让人感慨，即便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只要家中有老人、有病人，在这种氛围之下，你能说自己的内心没有蒙上不安的阴影吗？“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常识被击溃了，过分拨弄利益算盘的结果，造就了“互害”的土壤，具体的受害，潜在的受害；直接的受害，间接的受害，只有方式不同，没有本质的不同。
启示二，道德不仅是一种倡导，更需要着眼于每处细节的“建设”。这些年，我们常把道德作为“务虚”的内容，觉得它要靠倡导呼吁、靠教育营造出来，所以我们非常重视“道德模范”的示范作用。这当然没有错，但不应忽视硬币另一面：“道德建设”也需要强有力的主动出击，通过外在力量对于错误制造者进行干预、约束，实现“纠偏”——当道德堤坝受到冲刷时，谁在向溃败之处及时地倒上固坝的沙袋？
挽救道德滑坡，更需要以务实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做一些事儿。
在“扶老人困境”之下，只有从彭宇案中挖掘出全面的启示，做出深刻的反省，才能派生出更多指向未来的积极力量——否则，跌倒的就不仅仅是案中人，倒霉的更是日常的道德，和我们具体的每一个人。
' />围观老人不扶，我们是在为己制造冷漠2011-09-30又是一个老人跌倒众人围观、无人敢扶的新闻，不过，这一次，新闻有了温暖的“续集”，苌光玉不仅毫不犹豫地扶起老人，并迅速拨打120，还将老人背上救护车，陪同至医院，为其办理手续、垫付药费。有人问苌光玉：“老人摔倒在地，别人都不敢上前援救，为何你能迅速上前？”对此，苌光玉掷地有声——— “不管怎样，救人要紧！群众有困难，我们军人绝不能袖手旁观！”并表示，下次遇到这种事情时，他还会“该出手时就出手”。
苌光玉的回答是否令那些围观者感到羞愧？是否令与围观者有同样心态的我们感到良心不安？近段时间以来，关于“老人跌倒无人敢扶”的新闻成为社会关注焦点，面对跌倒的老人，伸手扶一把，本应是举手之劳的平常小事，可如今，不但成为问题，而且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谈论为什么不敢扶跌倒老人的原因时，我们立刻联想到彭宇案，并以此来作为老人跌倒不敢搀扶的理由和原因。
确实，彭宇案真切地发生在我们眼前，刺痛了我们本就敏感的“道德神经”。谁能承受做好事反被“倒打一耙”的憋屈？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对帮助自己的人都心存感激，这是不争的事实。可“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却在一次次的冷漠围观中被无限地放大了，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一遇到类似事件，便以怕成“彭宇第二”为借口为己辩解——这其实是一种开脱。
“欲挽人心，先救世道”。在“老人跌倒无人敢扶”事件上，先救的应该是人心。如果我们总是用“并不是自己冷漠，只是害怕承担责任。”来解释自己冷漠的合理性，为自己开脱，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为自己制造冷漠，并成为社会冷漠的牺牲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换言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跌倒无人扶起“老人”。
' />“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堂皇2011-09-29细细分析北京的这则报道，网站转载时用的标题是“女子扶摔倒老人被指肇事，垫付2500元住院押金”，显然又是先入为主，又是在情绪化地强化“好人没好报”。事实是，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位侯女士只是扶人，而对老人的摔倒不应负责任。这只是侯女士的一面之词，现场并没有目击者和录像，而那位摔倒的老人则说是被侯女士绊倒的。在事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一起“做好人没好报”的事件，会向在这个问题上本就很脆弱的社会传递一种非常负面的暗示。
理性地看，类似的问题，其实首先不是一个道德难题，而是一个法律难题，一个技术鉴定的问题：在缺乏目击证人和录像的情况下，双方各执一词，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形成一个在技术鉴定上的共识，比如呼吁目击的公民站出来作证，还有，是不是可以采取测谎手段进行判断。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来看一个很意味深长的现实：虽然并没有证据证明在类似事件中是扶人还是撞人，但很多人都会习惯性地选择站到“扶人者”那一边，相信他们说的话，认为他们确实是好人，却反被“恶人”诬告为撞人，然后由此生发出“好人没好报”的叹息。而不相信摔倒老人的话，不相信这可能是肇事撞人后回避责任的狡辩。
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很多人更相信他们是助人而不是撞人呢？或者，会本能地去相信“好人做好事受到了诬陷”——背后的社会心态非常值得玩味。“不扶老人”的理由，也许并不那么冠冕堂皇，可能隐藏着人性中一些细微的幽暗。
选择这种相信，可能因为主宰这种舆论的多数人，不是摔倒的老人，而是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现在还没有面临着摔倒的危险。他们的身份，都可能是去扶别人的人。所以，当发生这样的冲突的时候，由年轻人主导着的舆论，会本能地站到“扶人者”的立场上，相信是帮人而不是撞人，认为是老人说了谎。不要忘了，我们家里也有老人；不要忘了，我们也有老去的那一天。不要轻易说“以后看到老人摔倒了就不去扶了”。
我们选择这种相信，还源于公众骨子里的一种惰性，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觉得这样的助人是一种麻烦：不是我们不想做好事，而是外在的环境逼着我们不敢做好事。不是我没有道德担当，不想做好人，而是人心险恶，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很多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选择相信“是扶人而不是撞人”，潜意识中是在为自己的冷漠寻找借口，为自己推卸责任寻找正当性。
这还可能是我们一种道德上的撒娇，为自己的赌气和推卸责任找到一个借口：我以后也不扶人了。其实，助人的道德，是源于内在的一种良心驱动，这种道德不应该因为一两个小概率事件而改变，不要为自己坚守这种道德设置什么条件。做好事不需要理由，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做，自己心安、自己快乐就可以了。前几天江苏一个扶人后被误认为撞人的司机，在事后接受采访时说的话很让人感动：虽被误解了，但今后遇到摔倒的老人，我还会去扶。不扶良心不安。
' />当明天你老了，摔倒有没有人来扶2011-09-28这是最新的一起报道。此前老人摔倒，该不该扶，怎么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有些事件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监控头技术平定风波；有的诉诸法律解决；甚至卫生部也出面界定，在什么情况下，怎么扶起摔倒的老人的问题。这一现象影响之深刻，令人深思。
透过这些闹闹穰穰，莫衷一是的案件，是有些具体问题值得研究，一是当事人一方都是老人，而且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对当时事件过程的记忆不准确；二是缺少目击证人，或者没有目击证人出面指正；三是当事人另一方到底是学雷锋还是心中有愧帮助另一方很纠结。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当发生的较高医药费时，当事者的前后的语言行为往往矛盾，双方纠纷的结果，几乎都是两败俱伤，而且对社会诚信和做好人冲击极大，是多伤的无言结局。
究其原因，一是我们社会的保障能力弱，普通百姓经济穷困，面对一些可能费用出现，良心嬗变，道德失衡；二是我们的使用一些法律显得的偏离公平性，法律上有个公理但证据缺乏时，宁可疑罪从无，这就是公平法律的体现，可是我们一些站在道德高点的法官，往往凭借莫须有证据，判定一方有责，这对社会诚信是雪上加霜。三是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他们易受自律是想的左右，加之在出事之时的记忆不准确，述说自相矛盾，这在几起案件中都得到了证明。
上述问题，如没有很好的制度解决，老人摔倒的问题，依旧难有完美解决。因此，但我们明天老去的时候，摔倒能否有人扶起，是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我们面对的是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人，谁去关爱，确实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真相未明，不能标签先行2011-09-27“做好事被诬陷，没想到这事落自己头上了。”昨日，北京的侯女士称，其在菜市场买菜时，因扶起一位摔倒的老人，反被老人及其家人诬陷，被迫垫付了2500元住院押金。摔倒老人李学文则表示，他是被侯女士拉的菜篮子车绊倒，理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见9月26日《新京报》）。
这些天，有趣的不是一桩桩“扶老人”事件，而是事件之后步调一致的沸反民意。从“彭宇”到“许云鹤”，只要是“扶老人”类的争执，在舆论审批的先行立场里——没理的都是倒地的老者，而得理的总是伸手扶助的当事人。事实果真如此吗？在没有确凿证据前，对倒地老者的肆意谩骂果真是“扶起道德”的彪悍姿势吗？
无是非，则无立场。或者说，臆断的是非观，即便看起来很美，比道德沦丧的事实本身，更需公众警惕。“扶老人”本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因道德不古，行为成本飙升，群体忧虑之下，便多了些先入之见。这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如果此般逻辑化身为舆论暴力，罔顾是非、干预司法，则每个情绪激昂者都可能加入了一场自戕与互伤的游戏。生活不是靠推理过日子的，尤其是涉及具体利害关系的事件，不是格格巫，就不应轻易划定立场。因为我们既可能遇见刁蛮的坏老太，也可能碰到肇事后伸手的公民——人性本不是“非好即坏”般简单，辨是非、明真假、断利害，是价值判断的基本前提。
遗憾的是，这些年，舆论的勃兴也带来了群体话语的浮躁——典型表现为乱贴标签的疯狂。譬如“扶老人”的关系中，老人都是坏蛋，伸手的必是英雄；譬如具体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定是嗜血的魔鬼，而患者一定是纯良的喜羊羊……在这样的思维之下，个体的差异服从于整体的“标签”。身份逻辑战胜了事实逻辑，只要站对队列，假恶丑皆可以化身为真善美。
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年代，这是一个价值多元的年代。对一个群体或一个阶层的认知，更主要的不是普适的规律、而是差异的内涵。每个人都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在每个身份背后，必有一些或褒或贬的公共事件，在舆论影响力日渐嚣张的背景下，简单的归类式思维不仅无助于真相的廓清，反而可能生发成道德或舆论的暴力。
“真相未明，标签先行”。公共社会当警惕这种现象，公民言论更当秉持理性客观的基本立场。
□邓海建（媒体人）
' />“扬善”与“惩恶”需并驾齐驱2011-09-22在第全国第九个“公民道德宣传日”到来之际，广东肇庆市的“身边好人”谭院华，因为扶摔倒老人由被诬陷到被澄清，再到肇庆市政府出面“力挺阿华”，从而将扶老人这一优良传统得以发扬光大，在公众普遍感觉社会道德不断滑坡的当前，此举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从南京“彭宇案”至今，各种有关扶老人“惹祸”上身的新闻不绝于耳，让公众记忆犹新的是上月27日，江苏如皋市一位姓石的老太太被撞倒，公交车司机殷红彬主动上前扶起，却被老太太诬陷是他撞的，好在公交车装了视频监控，否则任由司机一百张嘴恐怕也无法说清。肇庆谭院华的遭遇基本类似，如果没有交警的调查澄清，恐怕也会陷入“好人反遭讹”的境地。正因为各地扶老人反被诬陷的事件太多，一时间弄得人心惶惶，在一家知名网站的调查结果中显示，超过94%的网友表示不会搀扶老人。这样的数据是让人震惊的，一方面说明社会道德风气的衰退，同时也说明类似事件造成的社会诚信度的下降。如果扶老人不需要担负被诬陷的心理，恐怕人人扶老人都不再是难事，事实恰恰证明，扶老人的风险系数太高，“不扶老人”呈现一边倒的趋势也就在情理之中。
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那就是有奖有罚，奖罚分明，放在社会道德层面上，即扬善与惩恶，缺一不可。对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积极弘扬，以便让更多的人传承与发扬，反之，对各种形式的“恶”自然也不能仅仅谴责了事，在“扬善”的同时必须“惩恶”，惟有如此，“善”才能越来越多，“恶”才会越来越少。在各种老人跌倒的事件中，虽然不排除个别老人年老眼花，无法准确辨认出肇事者，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存在想找个人负责的心态，这才导致“好人反遭讹”的事件层出不穷。对于这样的老人，我们不能以怜悯、同情心放之任之，因为无论在法律面前还是道德层面都应该人人平等，只有“恶”得到惩处，“善”才能发扬光大。
从这个角度说，治疗“扶老恐惧症”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对扶老人的行为需要大力提倡，一方面对扶老人反被诬陷的现象必须严惩。遗憾的是，在各种铺天盖地的“扶老”事件中，似乎还没有任何一起“恶”受到惩处。所以，“扬善”与“惩恶”需并驾齐驱，这需要政府、司法、行政等方面形成合力，社会的天平才能保持平衡。
' />保护条例该如何扶起跌倒的人心？2011-09-15“彭宇案”、“许云鹤案”等一系列案件后，学雷锋做好事，反而被认为是肇事者被索赔，蒙受不白之冤，结果造成扶起跌倒的老人，居然成为一种高风险的事情，人们宁愿在他人跌倒后袖手旁观也不愿搀扶一把，并且就在深圳已经出现老人跌倒后无人搀扶导致死亡的事件。不敢做举手之劳的好事，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不可承受之痛。
深圳市拟制定《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这是一件大好事，这对扭转社会风气、促进人们多做好事一种有益地探索，事实上，深圳有关方面早先也进行过这方面的探索。今年1月份，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罗湖区教育局、共青团罗湖区委就联合表彰深圳罗湖外语学校学生周天成、罗炜，分别给两人各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并授予“助人为乐阳光好少年”称号，这对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如何来制定这部《助人行为保护条例》，却大有讲究，法律制定的不规范或者不完善，不但不能促进人们做好事，甚至可能走向愿望的反面。
人们之所以不敢做那怕上前搀扶一把的举手之劳的好事，主要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不愿意帮助别人，也不在于希望得到奖励，而是怕被被搀扶的人诬陷为撞人，怕拖入旷日持久耗钱耗时的诉讼，怕在法庭上举不出证据被判败诉，或者被法院用有利于被搀扶的人的规则被判败诉，怕做了好事，却无辜地被判赔偿，甚至负刑事责任，背上一个撞人的恶名。
所以，在《助人行为保护条例》中，，我认为最为核心的问题，到底怎么样来认定“助人者”还是“撞人者”？如果有很明显地证据证明搀扶的人是“助人者”，那自然没有话可说，搀扶他人的助人者很快就能摆脱被诬陷的困扰，就像南通驾驶员殷红彬、广州公民阿华一样，他们依靠摄像头证明了他们是做好事。问题在于，许多搀扶他人做好事的公民，并不能拿出足够的证据，或者他们的证据与跌倒的人提供的证据各执一词，如果按照“彭宇案”、“许云鹤案”的逻辑，他们极可能被判赔偿责任。
我认为，《助人行为保护条例》能起到的最有意义的探索，或者能扭转风气的作用在于，就是要规定对搀扶者作更有利的认定，在有一定证据的前提下，认定他们是“助人者”，从而对他们提供帮助和奖励。《助人行为保护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无法改变现行法律规定和法院相关的举证规则，但是，可以在其他方面为搀扶者提供有利认定。比如，搀扶者只要有合理的理由，或者有一定证据证明自己是“助人者”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认定他是撞人者，有关方面就可以免费提供律师帮助其打官司，并帮助其承担打官司的费用，并法院判其败诉时，有关方面帮助其承担赔偿款项，甚至还给予他奖励。如此，才能解除那些做好事的人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你做好事被诬陷、证据不足，你放心做好事，剩下的，则由相关的组织帮助你解决，而且还要奖励你的行为。相反的是，如果仅仅是规定对助人者奖励、助人者免责等条款，助人者还是要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是助人，否则什么奖励与免责对他都是浮云，那人们做好事前，还是必须掂量掂量有没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做好事，否则他宁愿选择不做好事。
' />施救老人反被诬，法律不能再当旁观者2011-09-13又一起扶跌倒老人被诬陷的事件出现了，所幸结果还算圆满。这与十几日前发生的一起事件如出一辙。8月26日，江苏如皋司机殷红彬在驾驶公交车途中，停车搭救一名骑车侧翻的石老太太，反遭获救者诬陷为撞人。幸亏公交车的监控录像将救人的过程清晰记录下来，得悉有这段录像后，石老太太表示道歉。（8月30日《扬子晚报》）
这两起峰回路转的悲喜剧，虽然好心人恢复了清白，但人们却高兴不起来。设想一下：假如没有监控设备，救人者如何能自证清白？他们会不会再重蹈彭宇的覆辙？这两起事件和彭宇案件本质上没什么区别，都是善良被邪恶压制的结果。
接二连三地发生的同类案件，虽然结局不同，但是却产生同样的社会效果，个人私利对道德的步步逼近，某些个人完全不顾廉耻，恩将仇报，伤害了人们的善良之心，摧毁了社会的基本道德秩序，伤害了人际间的基本信任。
止住快速下跌的人心，坚守住人类道德的底线，不能把希望都寄托于摄像头，万一某些地方未装摄像头或摄像头失灵了，那又该怎么办？因此，必须用法律的钢柱支撑道德的大厦。恩格斯说过：“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那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从根本上看，要倡导和保护见义勇为行为，就必须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让好人不流泪，让坏人不窃笑。
有人提议对恩将仇报者以诈骗未遂罪追责，这提议很好，符合现阶段的国情。如果法律再不对见义勇为的救人者伸出保护之手，以后谁还敢做好事？谁还敢搀扶跌倒的老人？道德不是万能药方，不能医治一切昧着良心的“病人”，某种程度上还须法律的猛药方能奏效。
因此，只有予以法律惩处，才会让那些恩将仇报者明白：歹心有恶报，随便诬陷好人，法律绝不会不答应，会让诬陷者付出一定的违法成本。也只有让法律惩恶扬善，才能维护公平正义，让好人心安，让社会和谐。
' />他们为何没有“彭宇案”情结2011-09-13近年来，各地频发“彭宇案”，人们面对跌倒的老人不是围观，就是避而远之，此前卫生部出台了《老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这个指南只能解决救助中的技术问题，而道德问题无法解决，这还要依靠公民道德传承、弘扬。而镇江市民他们在公民道德传承上，可以说给全国人民放了个好样子。这起发生在镇江的众人救助跌倒老人感人事迹，就是道德与技术的最佳结合，对当下“彭宇案”是最有力的一击。
老人跌倒后，他们在没有施救技术能力的时候，而是一边上前对老人进行安慰，一边向120急救中心求援，使老人得以及时抢救。如果他们面对跌倒的老人，担心老人或家属“缠上自己”，一走了之，老人就失去了最佳抢救时机。所以，镇江几个市民的举动为跌倒老人施救赢得了时间，值得肯定。为什么镇江市民他们没有“彭宇案”情节呢？我想，首先一点，他们心中装着大爱，就不怕被别人说成“肇事者”。南京和镇江相隔近百里，他们没有受到南京“彭宇案”的传染，这说明他们心底本是善良的，心中装着别人，是一种人间的大爱，对他们来说，在跌倒老人面前，什么“想一想”、“看一看”都是后话，他们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其次，这就是他们没有“彭宇案”情结的根本原因。
其次，他们内心是纯真的，没有被社会的不良道德所“污染”。近年来，社会道德在滑坡，而我们有些人可以说“出污泥而不染”，始终做到洁身自好。从施救老人的过程可以看出，第一个上前施救的是一名大学生模样的女孩，说明了这位女孩清纯，她没受到“彭宇案”和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污染”，她的心底是善良的，在她的心中装着老人的安危；还有几个上前帮助的的保安，他们同样心底无私，没有把个人是否把当作“肇事者”放在心上，而是一切为了救老人。这种不受社会不良道德“污染”的群体，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一定的比例的，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我们从镇江众人救助跌倒老人可以看出，老人跌倒单凭一个《老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公民心中的“道德指南”，这个可不能没有，两者最好能相得益彰。
' />当技术指南变成伦理问题2011-09-09人们希望给助人为乐多些正向激励，但从有些人对“彭宇案”执著的道德审判中，从有些人对《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的小心提防中，我们看到了某种道德思维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他们希望人人讲道德，而方法是提倡、鼓励，不伤害人们的道德热情。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操作的办法。
但事实上，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滑坡”，社会生活中“缺德”的事情，可能远远多于助人为乐的故事。“道德滑坡”自上世纪80年代被提出以来，如果情况没有更糟，也丝毫没有好转迹象。在“彭宇案”发生前，社会上助人为乐的新闻时而有之，而关于公众冷漠围观需要帮助的人的报道，更充斥报端。我们有心提倡道德，但社会进行道德动员的能力严重不足。
所谓道德滑坡，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不独中国为然。德国学者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中分析，工业化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效率”，于是社会将个体从家族、家庭、家乡甚至国家拆分成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并将其作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原子化的人置身于陌生人社会，他本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获得收入、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效率。利他的传统道德，被现代生活方式消解了，人类个体道德价值观念和践行能力都处于衰退状态。
中国目前已进入工业化社会，面对道德滑坡，人们感到很困惑，对传统美德心向往之，但空谈多、践行少。对于有违道德的事，似乎人人义愤填膺，但又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面对道德困境，西方社会对工业化社会的制度方面进行改良，试图以公民社会重组道德资源，弥补传统美德的不足。西方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是从“美德伦理”转向“规范伦理”，过去讲骑士精神、助人为乐，现在则“法网恢恢”，规范成为自由的前提。西方没有雷锋，但发达的民间组织向社会供给慈善和各种志愿服务，比如环保有环保志愿者、街头急救有“第一目击人”。这些志愿服务受到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资助，定期开展培训和演习，助人被提升为专业化服务。
当前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化阶段，如何进行社会的道德动员，需要一个现代转型。工业化社会中的人处于原子化状态，不培育公民社会，整个社会就一盘散沙，空洞的道德呼吁很难变成对道德的社会化践行。我们必须允许各种民间组织把原子化的个体重新组织起来，按照社会需求，供给各种具有专业化水准的志愿者服务。个体的道德热情容易被浇灭，但组织化的服务力量无穷。
专业化的志愿者服务比偶尔的助人为乐要好得多。公民社会动员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它还能动员亿万富翁、政府官员乃至领袖人物。美国总统奥巴马年轻时曾在芝加哥从事社区服务多年，每天做“助人为乐”的小事。犯轻罪的人，也可以到社区服务抵刑。有了“组织”，空洞的道德说教就显得多余，没有人整天提倡道德，但很多人在服务社会中助人为乐。
' />不要因道德争议掩盖应急教育2011-09-09作为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组织编写的伤害干预系列技术指南，同时发布的还有《儿童道路交通伤害干预技术指南》、《儿童溺水干预技术指南》、《儿童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不过，由于最近接连发生多起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的社会性事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自然格外吸引眼球。
客观地讲，老人跌倒，围观者不敢上前搀扶，不能简单归结于道德冷漠，其中也暴露出公众急救常识的匮乏。由于对自己能否正确急救缺乏自信，害怕给当事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很多人不敢贸然伸出援手，往往只能拨打120和等待医生，以至于白白错过应急抢救的最佳时间。因此，卫生部门出台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很及时，很有必要。不过，也有很多网民认为卫生部出台这样一个《指南》显得不合时宜，公众讨论的焦点是社会责任、社会道德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不是卫生部认为的技术问题。
但不管舆论矛头是什么，必须看到“扶老人恐惧症”，不仅是社会公德考题，更是急救常识的测验，在它面前，我们交出了一份不合格的成绩单。据统计，在美国每4人中就有1人受过急救常识培训，而我国受过急救培训的人比例还不到1%。事实上，与国内民众急救常识的荒芜贫瘠相比，卫生部的一纸技术指南还只是“杯水车薪”。首先，《指南》全文长达41页，洋洒洒长达2万多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知还有多少人会有耐心去读完；其次，就算认真拜读，其中随处可见的专业术语和技术要领，又有谁能记得住，在关键时刻用得上？此外，更重要的是，如此孤立的、冷冰冰的技术指南发布，有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味道，难以真正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
有学者提出，改善急救知识的宣传途径很重要，要将急救知识融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岗前培训中，以提高公众对急救知识的重视程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教育。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国民在18岁之前，必须全部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在美国，急救课程占幼儿园教学总课程的1/3，主要是让孩子明确知晓哪些事物是危险的。老师们会演示洋娃娃接触电线插座后被电击而倒地的场景，让孩子于游戏之中为将来接触急救知识打下基础。小学阶段的急救教育，主要普及的是打急救电话、求救以及一些简单的外伤包扎等；到了初中，就会接触到刀伤、烧伤、烫伤等真正的急救方法；从初三开始一直到高中，会重点普及心肺复苏术，高中毕业时，学生还要参加相关考试，通过者可取得资格证书。可以说，美国的急救成功率高达74%，这与其“急救从娃娃抓起”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反观我国，又是“廉政教育从娃娃抓起”，又是“性教育从娃娃抓起”，更应从娃娃抓起的急救常识却是少得可怜。
痛定要思痛，亡羊需补牢。反思扶老人问题，就让技术的归技术，道德的归道德，在建立公益基金和法律免责机制的同时，加快急救常识的普及推广，早日将其列入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常规内容，让人们从小掌握身体创伤、常见突发疾病等急救能力。切记，要扶起的不仅有受伤的社会公德，还包括孱弱的应急教育。
' />用法律之手唤醒 “扶老”的勇气2011-09-089月2日上午，武汉88岁的李大爷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门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直到一个半小时后，赶来的家人才送他到医院救治，李大爷终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东方早报》）
老人摔倒了，却没有人敢去扶一把，这样的悲剧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恰恰发生在我们身边。当惊诧的人们回过神来，往往会扪心自问一句：要是碰到了这样的事，我会上前扶起他么？
从网上跟帖情况来看，大部分网友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想扶，但也不敢扶。“想”与“不敢”之间的思想挣扎说明，“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社会怪相，并不能用“道德滑坡”来简单概括，在依法治国的当今社会，唤醒人们“扶老”的勇气，必须依靠法律之手。
扶摔倒的老人一把，本是多数人都有的朴素善念，如今这事儿变得复杂，始作俑者当是5年前的南京“彭宇案”——扶起摔倒老人的彭宇，被诬陷撞倒老人，一审败诉赔款。虽然二审以老人撤诉告终，可老人的诬告在行善者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抚平的伤口。加之近期各地翻版“彭宇案”接连上演，天津“许云鹤案”、南通“段红彬案”……尤其是“段红彬案”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眼看段红彬就要成为又一个彭宇，幸亏摄像头记录下了他扶起老人的真相，才让他逃过一劫！
就在人们群起谴责“诬告者”的气氛里，武汉88岁的李大爷摔倒了。可以想象，经历了剧烈思想撞击的人们，面对摔倒的老人已陡增戒备心，更失掉了“扶一把”的勇气。于是，翻个身爬起来或许就可获救的李大爷，被鼻血堵住呼吸道，窒息而亡。
反思李大爷“无人敢扶而死”的悲剧，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倘若法律能够保障扶起老人的“彭宇们”的清白，能够对诬陷好人的“恶老”们进行严厉制裁，扶起一个摔倒的老人又有何难？
首先，面对各种各样的“彭宇案”，执法部门应该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譬如在“彭宇案”中，那个老人既然说彭宇撞了她，那么她就应该拿出相关的证据，否则就是空口无凭，彭宇就应是无罪之身——所谓“疑罪从无”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见义勇为者免于“被冤枉”的恐惧，才能让社会公德免受伤害。
其次，对于恶意诬告者，必须严厉制裁。譬如“段红彬案”，在摄像头给出真相后，老太太一声道歉一面锦旗就完事了，这样的结局难免后来者效尤“诬告”。在一个讲究法治的社会，作恶欺诈的人本应承担起作恶的成本，只有让他们担负起应有的法律责任，才可能以一儆百，维护法律的尊严，否则会伤害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老人。
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善念总还在人们心头。只要用法律之手拂去恶行的污垢，打消 “行善反而会受累”的顾虑，人们“扶起老人”的勇气就会从根本上被唤醒。
' />扶老人指南扶不起“救人焦虑”2011-09-08见死不救，见“老”不扶，已经是当下频频看见的一道景象。每个网友都义愤填膺，每有遇见，必有一番道德谴责；每个围观者都略显冷漠，每次遭遇，总是袖手旁观。这种局面要得到扭转，必然需要一番努力与作为。而卫生部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等一系列的“指南”，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难免承载着公众的希望与寄托。
光就扶老人指南或救助儿童指南而言，这本身所写的，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直接救人，什么情况下不能直接救人，面对不同的情况要采取不同的技术与手段等。这些知识，可以说是“急救常识”。这样的急救常识以这样的文件出台，可以看出卫生部对这的重要，但光抓技术，显然没有抓住见死不救，见“老”不扶的七寸，也和公众的期待有点相距甚远。
于是，有网友调侃，这样的指南，还不如网友的“攻略”。的确，网友的攻略中有如何规避自己救人风险的技术，譬如救人前先找证人或拍下现场，以免被人讹传。公众的聚焦在此，正是因为公众担心救人后需要承担的风险，但不救人，道德上的谴责，往往又无可避免，这就使得公众在救人，或者不救人面前变得纠结。而公众希望的指南，也是如何规避这风险，之后再谈技术，但卫生部的指南，却反其道而行之，遭遇非议也就在所难免。
所以，卫生部的技术指南，不可能解决道德上的焦虑，也无法规避被讹的风险。只要风险依旧，见死不救、见“老”不扶的境况就不可能真正改善，哪怕我们知道的专业知识再多。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断定，避谈风险只谈技术的卫生部指南，扶不起“救人焦虑”。这一纸指南，不可能改善见死不救的现实困境。自然，这种规避风险的意识，是公众的期待，是民意的趋势，至于卫生部有无此意，自当别论。
不过，在这一系列指南出台之后，我们反而要担忧另一件事情，即指南成为见死不救新的挡箭牌。做个简单的阐释，如果说之前不敢救人是因为害怕被讹，而这样的理由难免牵强，也很难站得住脚，毕竟，被讹的并不见得就特别多。而如今，即便是害怕被讹，很多人也可以规避道德上的谴责，美名曰“我不懂指南，害怕自己的好心误用了”。果真这般的话，那才叫人抓狂，而这又是不得不现实问题，所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警惕。如何规避这样的可能，应是当前最该思考的问题。
' />老年人跌倒干预需要技术更需要底气2011-09-08近日，卫生部发布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对老年人跌倒的多种情形所应采取的急救措施，进行了细致的说明。据了解，这份指南是卫生部出台的一系列伤害干预技术指南中的一种。它的公布和广泛传播，有助于社会各界在遇到老年人跌倒时能采取适当的救助策略，因而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
但在当下语境中，这份指南的发布又有一种特殊意味。就在前不久，武汉一位88岁的老人跌倒在家附近，因没有人上前扶助，老人在卧地一个多小时后因鼻血窒息而死亡。不用说，这种惨痛的事例自然引发了社会的议论。在类似的情况发生时，路人因缺乏必要的救助知识而束手无策，当然是袖手旁观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背景，是人们普遍担心救助老人会惹上不必要的麻烦。卫生部的指南虽然能够让人们掌握更多的急救知识，却难以打消人们的顾虑。因而，不得不说，这份指南颇有“生不逢时”的味道。
在网络上，也有一份跌倒老人干预的“指南”，技术性也很强。其几个要点是，拍照片或视频作为脱责的证据，尽快拨打急救电话请专业人士帮忙，在救助之前请周围的人为自己作证，重点是，在老人家属或急救人员赶来之后“不要显得太热心”，免得自己成为肇事嫌疑人。如果把这份民间指南和卫生部的指南作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民间指南的主要作用是为自己壮胆，主要目的是避免潜在的风险。而提供这份指南的人最后的说明是：遇到老人跌倒还是要扶，因为自己也会老、也会跌倒。
老年人跌倒无人帮扶，并不见得是社会道德水平滑坡所致，而是客观上存在惹祸上身的道德困境。这一困境的出现，与南京彭宇案有着因果关系。一位法学家曾经说，南京鼓楼法院对彭宇案的一审判决是“墓碑式判决”，因为它葬送了正义。更令世人齿冷的是，尽管彭宇案引发了激烈的批评，类似的判决却照样出现。在前不久发生的天津许云鹤一案中，尽管“既不能认定被告车辆与原告发生接触”，也不能排除这种接触的存在，法院却在一审中判决被告有责。
这一案件和判决虽然与彭宇案有所不同，但其对证据的忽视、对推理的偏好，同样引发了世人的担忧。司法机关的此类判决虽然可能安抚受伤者及其家属，却无形中在社会上挖出了一道鸿沟，沟的这边是跌倒待救的老年人，沟的那边是爱莫能助的旁观者。如何填补这道鸿沟，如何才能让救助行为获得底气，如何让社会公德的腰杆子硬起来，依靠“行车记录仪”等工具恐怕是没用的，而是需要另一份带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指南”。
谬误的司法判决的确可能打击公众行善的热情，但人们天性中的古道热肠却不会就此消失。只是，助人为乐的义举和扶危济困的良知太需要唤醒，太需要道义和法律的支持。当人们欢迎卫生部发布有关指南的同时，也热切地希望出现更多正面事例和良性裁判。前不久，武汉一位电动车主好心扶起跌倒的八旬老太，反被老太认定是肇事者。所幸的是，数名现场目击者为电动车主作证，交警由此判定该事故并非交通肇事，而让车主安然离开。这起案例虽然并不为更多人知悉，但它的出现，无疑为好心人撑了腰、壮了胆。如果有一天，这样的事例成为“压倒性”的现象，即便偶尔出现“彭宇案”也能及时得到纠正，则卫生部的干预指南就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 />最高法也该出台“扶老人法律指南”2011-09-08但显然，卫生部发布的只是医学技术指南：告诉大家不要急于扶起老人，要分不同病情处理，比如有外伤、出血的，应立即止血；有呕吐，应将其头部偏向一侧并及时清理，保证呼吸通畅。这个医学指南，无法缓解公众对扶助老人的心理纠结、法律焦虑——看到老人倒地，到底该不该救？对此，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发布一个“扶老人法律指南”——厘清救助者、被救助者的法律责任，让行善者吃颗定心丸。
“扶老人”的全民危机始于2007年南京法院对“彭宇案”的判决。在“彭宇案”之前，并非没有助人者被诬惹上官司的，但只是个别无良者的个人行为，公众还是相信法律，相信有讲理的地方。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年南京法院的那个“从常理分析”——如果彭宇没有撞人就不会去救助老太，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民间的救助行为，也把司法裁判变得“不讲理”——原告不需要对侵害事件举证，搞“有罪推定”，破坏公众对公正、善良的价值认同，引发了公众恐慌。诚如培根所说：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弄脏了水源。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彭宇案”之后各地的所谓“救人被诬”案，就会发现，“彭宇案”里荒唐的“有罪推定”几乎没有再现过。
比如，2006年山东平阴县摩托车司机王某在220国道救助了村民丁某，反被索赔，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丁某败诉。2009年11月，重庆初二学生万鑫扶起摔倒的老太，反被索赔3万元。一审老太败诉，二审时老太撤诉。最近发生的南通长途司机殷开彬救助老太被诬事件，即便没有摄像证明，也不意味着司机就要吃冤枉官司；相反，还须由老太来举证，车子确实撞倒了她。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有些案件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与“彭宇案”判然有别。比如去年所谓“郑州版彭宇案”——大学生李凯阳不是去“救人”，而是的确与老太发生碰撞，只是警方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再比如最近热议的天津许云鹤案，许对媒体宣称自己“停车救人”，但在法庭上，其承认下车是先看车子有没有蹭到护栏。
由此可见，“彭宇案”几乎只是一个孤例。如果法院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向所谓“弱势群体”做有悖法律的妥协，那么救人者被诬反要赔偿巨款的案件，就不会发生。
然而，“彭宇案”的负面影响却久久未能消散，相反还得到强化，甚至有家长以此给宝宝进行“法律风险”教育。其中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司法机关，特别是最高法至今没有拿出具体措施，消除此案负面影响，让公众对见义勇为“脱敏”。
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治。法院判决代表国家公信，是一种极具权威的社会评价，对公众行为有极强的指引作用。即使“彭宇案”只是孤例，但这样的判决只要有一起——有一起还没得到充分纠正——就足以影响公众对行善的风险评估，让善良人被迫选择冷漠。
公众需要最高法以明确的司法解释、案例指导等形式，重申一个简单的道理：“谁主张，谁举证”，不对救助者搞“有罪推定”，行善者不承担自证清白的责任，而是由“被救者”承担举证责任。
法律应保护善良者。4年前的“彭宇案”模糊了法律的是非观，如今公众特别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一个“扶老人法律指南”，以绳愆纠谬，厘清法律，匡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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