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1月11日《人民网》)

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除2004年空缺外，共有吴文俊、袁隆平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这些科学家以其非凡的研究成果和卓越的科学探索精神，不仅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后人留下了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不过，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大多都是老科学家，甚至是耄耋老人。在16位获奖者之中，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以前的就有吴文俊、叶笃正、刘东生等13人，最年轻的是2001年得奖的王选教授，获奖时64岁，今年的谷超豪和孙家栋院士年龄也分别为84岁和81岁。

在最高科技奖得主的名单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个60岁以下的“年轻人”，是年轻科学家尚没有脱颖而出，还是科学成果须经过漫长时间检验后才能把相关奖项颁给科学家本人。

相比较而言，诺贝尔奖的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获得者则不乏“年轻人”，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劳伦斯·布拉格，他在1915年和自己的父亲分享了当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只有25岁。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中，杨振宁教授获奖时35岁，李振道教授获奖时31岁。

2001年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王选教授曾经多次表示，当他26岁处于第一个高峰的时候，没有人承认，等到50多岁以后，反而获得越来越多的荣誉。尽管这其中多有王选教授的谦逊之词，但也并非毫无道理，有人研究科学成果与科学家群体年龄的关系，科学家的最佳年龄，平均为37岁。

“江山代有才人出”，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应该多多出现年轻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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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学者来说，谷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骄人成就，也许一辈子也难以达到，但像他那样对学术保持敬畏感，应该不难吧！

11日上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

两位科学家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显然不负众望。在仰望两位大科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之余，有关谷超豪先生的一段故事令笔者深为感触。

据 2005年5月1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复旦大学数学系博导周子翔告诉记者，谷先生对是否在自己参与的学术论文中署名“十分慎重”，“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否则他是坚决不会署名的”。以前曾发生过一些弟子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导师的很多指导，或导师为学生们的学术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思路和想法，有的学生就心甘情愿把谷先生的名字写上去的情况，但被先生知道后，坚决撤下。

这是5年前一则不为人关注的新闻。新闻中提到，“教授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学术成果不劳而获的情况，曾被媒体多次曝光”。哪知，多年过去了，教授乱署名的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去年就有媒体报道，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及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杨伦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是抄袭一事，被确认基本属实。但辽大表示，抄袭系杨伦一人所为，陆杰荣署名仅为帮助学生的论文得以发表，非直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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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超豪先生无疑是对学术有敬畏感的人，也许正因为如此，谷先生甚至有些太“坚持原则” 了。有的导师根本没有指导学生，或者象征性地指导一下就同意在论文上署名，而谷先生则“除非是他个人的研究占到科研过程的一半以上，否则他是坚决不会署名的”。比较之下，境界高低可谓云泥之别，一个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一个是沽名钓誉，掠人之美，制造学术泡沫，搞乱学术风气。

无独有偶，获得“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的陈懋章先生，也有个著名的“署名三原则 ”:没有参与的科研成果和论文他绝不署名；合作的论文不亲自审核校对不署名；学生的论文和实验不亲自验证也不会签名。联系到谷先生的风范，不能不使人感慨，为何这些老科学家如此恪守原则？又为何有那么多所谓导师不劳而获、欺世盗名？他们为何对学术毫无敬畏感？

对一般学者来说，谷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的骄人成就，也许一辈子也难以达到，但像他那样对学术保持敬畏感，应该不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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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经常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学术界终身成就奖。2009年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最终授予了我们很熟悉的两位科学家:谷超豪先生和孙家栋先生，这个奖除了2004年度空缺之外，每一年我们都有两位崇敬和尊敬的科学家们获得这个奖。说起他们获奖的原因，每一位科学家都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但是谷超豪院士和孙家栋院士和之前每一位获奖者一样，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由于他们的成就都源于终身的严谨和求实。

这种严谨和求实一方面体现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数学当然不必说的，大家都知道小数点一旦点错，都会发生天差地别的变化。在航天领域更是如此，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出现差错，也就可能会发生一个整体工程的失败，其实我们还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孙家栋院士曾经叫停过火箭发射的过程，因为他觉得火箭发射的角度不对。他自己实事求是，在叫停的通知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签上自己的名字就意味着他要负责任。他们在科学领域这种求实和严谨的精神是我们很多人值得学习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两位院士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不但个人给中国的科技进步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而且他们带出了很好的一支团队，他们今天还奋斗在这个团队的第一线。媒体说谷超豪院士现在只要身体许可，他还每周两次参加研究所的讨论会，孙家栋院士从2003年开始，还担任中国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可以说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一批受到他们严谨求实作风影响的年轻科学家。严谨求实不仅仅是个人，不仅仅是团队，也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不断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这样的科技团队建设和团队完善，才能在中国的民族科技创新事业上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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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植物志》世纪磨一剑

如果说学术无捷径，那么每年的科技技术奖励大会，都是对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一次检阅。

今年的奖项如此之丰富，每一个奖位都没有空缺，说明这些年来中国的技术事业的发展取得了一个长足的进步。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今年的自然科学一等奖。因为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一等奖，在十年的评选过程中间，曾经七次出现过空缺。而自然科学一等奖，恰恰代表着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积累工程。这个领域的空缺实际上往往说明我们在创新的理论和创新的人才培养上，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么今年获奖的《中国植物志》是一个世纪磨剑。《中国植物志》非常传奇，非常能够体现几代人科学技术的积淀和传承。中国的科学家设想编撰《中国植物志》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距今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它的两次编撰高峰，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还有一次是在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那么通过80多年时间，几代人的传承和努力，才把《中国植物志》编撰完成。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一份，最完整的一份植物志，

我看到数据上写到，《中国植物志》有五千多万字，收入三万一千多种植物，而且有312位专家，164名绘图师，参与到这个工作中间来，所以说这个奖不是授予一个人，是授予几代为中国植物事业做出艰苦努力的科学家，他们的名字是和中国植物志共同铭记在一起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基础理论研究和自然科学理论的成就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出来的，需要一个民族长期的积淀。这一点在2009年的评奖过程当中带给我们很多的科学家思考。我最后想引用我们刚才获奖的获得终身成就这个大奖的谷超豪院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做学问总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这个寂寞的背后将会是璀璨的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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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上午，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1月11日新华网）。

2010年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谷超豪（左三）、孙家栋（左一）上台领奖。

又有两位科学家，站到了中国科技的最高领奖台上，以最为瞩目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显然，他们会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人物和公众的谈论焦点。然而，在此之前，泱泱华夏，又有几人熟悉他们？

因为获奖才出名，这似乎成了中国科学家们的宿命。打开记忆的阀门，除了钱学森等少数老一辈科学家，新一代的科学家又有几人为公众所熟知？

当然，这里有着科学自身的原因，也有着科学家自身的原因。科学家与演艺人士不同，演艺人士常常会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原因而一炮走红，但科学本身有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在科学家的成果未出来前，尤其没有与大众传媒结合前，公众缺少关注的机会。而且对于大多数的科学家来说，由于性格的原因，由于时间的关系，也一般不愿意主动向社会尤其非专业人士介绍自己。承认这些非公众因素，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认公众因素。不得不说，当前整个社会对科学远远不如对娱乐更关注，对科学家的个人奋斗远远不及对娱乐明星情史更感兴趣。

即使那些已经摘得桂冠的科学家，社会对他们的关注也往往表现为速朽状态。国家最高科技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他们是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每个人都不妨逐一对照，这其中，你到底熟悉几位？能否达到一半？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遗憾。一方面，科学家唯有获奖才出名；另一方面，他们出名了，随即又无名了。当然，我们可以说科学家未必在乎社会关注，未必在意虚名。但从传递价值导向，培育科技氛围来看，社会却是需要对科学家群体给予足够关注的。或许今天造原子弹的已经比得上卖茶鸡蛋的了，但我们必须看到，他们未必比得上贩鸡蛋的，未必比得上星工厂那些砸蛋的。站在民族复兴的平台上回头审视，这难道不是社会的遗憾吗？不是一种价值观的失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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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科技界一年一度最隆重的盛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都已年过八旬的谷超豪先生和孙家栋先生是本届盛典中最耀眼的明星，他们摘取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谷超豪，在当前数学最前沿领域，特别是数学和物理的交叉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成果，为我国尖端技术，特别是航天工程的基础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

孙家栋，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与中国的航天史上多个第一密切相连，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

与历届获奖者相同，他们的贡献无愧于这一最高荣誉，也无愧于人们的赞美和仰望。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他们的经历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谷超豪，1959年从苏联回国时，研究能力和成就已经接近微分几何领域的顶峰，但他毅然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这一国内数学的薄弱领域；孙家栋在苏联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回国后赶上“两弹一星”项目启动，开始从事导弹研究，后又走上卫星总体设计之路。

服从国家需要，是两个人共同的选择。几十年的岁月里，为国家做大事的责任感、自豪感让他们攀越了一个又一个的科研高峰，为祖国和人民贡献了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同时也成就了自身的辉煌。

这种为国家做大事的精神，同时也支撑四代植物学家走过了半个世纪艰辛而寂寞的科研路程。连续空缺两年、在过去10年中共空缺7次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今年颁发给了历时50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四代科学家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摸清我们自己的家底”，让“中国植物学界能够站起来”。也正是有了这种为国家做大事的精神，四代科学家才能够淡泊名利，不在乎职称与待遇，不追求SCI与奖励，最终铸成旷世巨著。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科学巨匠钱学森的未竞之问引发了许许多多的追问与思索。其实，从钱老本人和今年科技盛典的获奖者身上，我们可以找到部分答案，那就是要成为杰出人才，除了创新能力之外，还必须有为国家做大事的精神。一心为国家做大事的人，在科研的道路上一定能够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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