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汪成荣的两名运动员在2008年北京残奥会上获得3金1银。2011年中残联奖励汪成荣149.91万元。得知消息后，汪成荣所在单位、青海体工一大队多次要求汪把奖金上交组织，汪不同意。而后，单位给予汪成荣停职处理，体工队大队长杨海宁称，再不交钱组织还有其他手段。（相关新闻见本版）

既然奖金是中残联明确奖励给汪成荣教练的，那么青海体工一大队凭什么要求他把奖金上交。如果这事儿不是放置在处于大家已经习惯潜性制度规则的体坛，显然没有什么争论的价值。正如在很多场合，荣誉获得者客气地说“荣誉是大家的”，但利益终究还是自己的。羡慕嫉妒恨归羡慕嫉妒恨，但谁都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分一杯羹。

但在举国体制的体坛，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教练，与国家之间显然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而是绝对的从属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所有人就像被无数线条牵制的木偶，而体制则是操控着他们命运的大手。张尚武街头卖艺，某种意义上是命运无法自主制造的悲情；而汪成荣的奖金被组织追索，则是个人财产无法抵挡体制剥夺的厄运。

在这样潜性规则密布的环境下，每个人的命运都难免成为被任意摆布的棋子。也许，我们可以看到领奖台上体育明星的体面和辉煌，但又有多少人去关心幕后那些人的命运。而对幕后这些人的奖励和优待，潜规则的大手尽然如此肆无忌惮地剥夺，让人寒心。由此不免让人产生 质疑：那些拿金牌的运动员们的奖金，也要收归集体吗？诚然，这些运动员、教练员的成功离不开组织和集体的努力和帮衬，但组织和集体却没有资格去分享他们的劳动成果，除非获得者自愿。青海体工一大队追索奖金的行为，显然是存在僭越的。

当然，组织和集体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倚仗的恐怕正是其巨大的操控能量。单位对汪成荣停职还只是“初步处理”，但对于汪成荣而言，却意味着被暂时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当然，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正如青海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所说：“他不肯交钱的话，我们组织还有其他的手段”，当然，其所说的手段可能是剥夺汪成荣稳定的工作和事业编制。多么阴森冷漠的话语，而这种暴戾话语背后，正是对他人命运操控者的傲慢与狂妄。

为了149.91万元的奖金，一个集体忽视一个教练为中国体育20年的贡献，可以无视他为国家挣得的荣誉和骄傲，用各种“手段”以剥夺他人工作权利、操控他人命运的方式进行追索。这，很显然是荒谬的。可是现实中，这双无形的巨手又扼制住了多少命运的喉咙，让多少自由的空间划分成孤岛和囚笼。在“手段”下，多少人的权利和生活被摧毁，遭遇沦陷。

追索奖金的青海体工一大队到底还有多少手段？在这潜性规制的无形大手之下，任何人的命运恐怕都无法逃脱这种困境。也许，汪成荣教练有了摆脱这种操控的勇气，但是在“手段”之下，又有多少人有摆脱的能力呢？这起事件，不仅仅是利益的争夺，更是控制者与渴望自由者的博弈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