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饭后买来一份报纸，却迟迟没有打开，一丝阴云盘旋在心底，生怕它又送来新的噩耗。恐惧和退缩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冰冷的标题再次跳入眼帘：“富士康跳楼门再爆命案，五个月内第九人坠楼”！三天之前，一则相似的新闻，曾经告诉了我们有关第八个跳楼者的消息。人类2000多年前就发明那十个简单的数字符号，我们从幼儿园时代就已经烂熟于心，然而，此时此刻，我却感到它们竟然是如此的晦涩和沉重，令人窒息！它们是数字，还是魔法师的诅咒？

报纸随后附上了九个自杀者的姓名和年龄，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平均年龄22岁，全部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据“新华视点”报道，该公司近期已经制止的员工自杀还有二三十起。

作为世界最大代工厂的富士康，已经聘请高僧做法事禳灾，北大、清华的心理学家也已经赶往深圳进行心理辅导。然而，如果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不屑一顾，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自杀》中，他通过翔实的统计资料和深刻的理论剖析，曾首次向人们揭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自杀的神秘面纱。他指出，将自杀仅仅看做一种心理现象是肤浅的，它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促使人自杀的主要因素是信仰的崩溃、社会的原子化以及由此而来的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者是过度的社会集权吞噬了个人生存的价值和空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自杀状况反映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程度，因为社会的苦难必然变成个人的苦难。

富士康的跳楼门似乎依然在为它杰出的研究成果提供新的注脚。根据记者的调查，该公司的薪酬水平比一般企业好，但人际关系十分冷漠，23岁的贵州籍农民工蒙景迪曾跟第八个跳楼身亡者马向前同一宿舍，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七个月，还不知道其他九个室友的姓名。蒙说，马向前出事前曾在床上躺了三天，竟然没有一个室友过来问一声。只是有人看见他大把吃药。这样的人间，还值得活吗？生存还是死亡，于是不再是一个问题。

一位《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以打工者身份潜入该厂28天，他告诉我们，那些在钢铁机器和巨大货柜之间过日子的青年人，相互间有一个通用的称呼—“屌毛”，即使不太熟悉的人之间也彼此大声粗口地这样互相“尊称”。这样的粗话反映的究竟是他们心中的社会估值，还是他们自己的价值评判，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为最底层的劳动者的自尊感的丧失和精神的绝望。记者拍下了一幅该厂生产线上的女工们的照片，那疲惫、空洞而又茫然的眼神，会让任何一个心中还有一丝热气的人都为之震撼。

可是，发生在有着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同样的年龄段甚至同一个企业，这样前赴后继的自杀行为却是涂尔干也未曾描述过的。仿佛是一丝轻微的震动所导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青年的轻生引发出如此的心灵共鸣，并导致出仿效性群体自杀行为，仿佛他们从中瞥了救赎的曙光一般，究竟何以如此？这显然与中国特色的二元社会结构及种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关。这些“80后”或“90后”，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走进城市，却在事实上被人为的户籍制度阻挡在城市之外，不管是在精神上、阶层上，还是经济上，他们承担了这个号称世界工场的国家最繁重的劳动，创造了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自己却成了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乡村人的农民工，挣扎于都市边缘。尤其是当金钱成为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当整个社会浸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当人类的优秀的精神价值被摧残，当奢华与堕落成为无数人的远大理想，当诚实和勤劳仅被视为无能的标志的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生存意义彻底动摇的时候。正如涂尔干所说，当一个人感到不存在是多么快乐时，只有完全放弃生命才能使他获得精神的满足，而一旦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一切都可以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

这些至死都没能融入他们向往的城市的年轻人，其实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投票。这或许是产业化进程中，中国产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艰辛，更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代年轻人所面临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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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已经发生“九连跳”的悲剧，而之前，深圳华为公司也出现了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前者属于文化层次参差不齐，而后者大多都是名校精英。为什么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里面，出现的居然都是一种结果呢？这个不得不让人去思考。所以在这些自杀事件当中，不仅仅是文化这块出现裂痕。更深入的是，你把这群人放在一起，他们也没有构建出更多的交流。

另外，现在中国构成这些工人的普遍人群是80后、90后。最大的80后已经三十岁了，姑且不说。而最大的90后才刚刚二十岁，正值青春年少扛上扫把想起飞的年龄。在面对生活的时候，他们更多会想到自己的年轻，自己会有很多的梦想等着去实现。而现实是，进入工厂，你一辈子干下去，也难以为梦想做自己，而这代工人的创伤是，他们不得不去为工作而工作。因为在这帮年轻人当中，老家也许连地都没有了。不苦苦呆在工厂里面，回家会有更多选择吗？哪怕回家种地，一年的收入有在工厂的收入多吗？因此他们都是淘金者角色。

各种观念的撞击，以及正在加快的城市化建设，让与之一系列的全民保障体系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步伐，已经演变成严重的社会忧虑状态。富士康“九连跳”也不过是社会某个角落的一瞥。富士康事件会不会再次上演，这个是不能保证的。但目前需要做的是，富士康公司需要加强一些措施，让员工之间的互动性变得凝结。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而从其他角度来说，社会需要重新构建共识。不然你短暂解决了这个事情，却又避免不了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才是社会真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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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富士康发生“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并于“八连跳”之际适时推出一则题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之谜”的报道。这则报道试图向人们呈现富士康员工“碎片一样活着”的孤立与单调、像“嗜血的插针机”一样的工作环境，以及那些年轻人共同的“不知所措的青春”。并援引心理学家的说法称，富士康员工自杀多数由心理疾病造成；援引社会学者的说法称，新生代打工者实际收入远不如父辈，又缺乏回到农村的退路，他们的焦虑无助是自杀增加的深层原因。

但这就是我们所要了解的“自杀之谜”吗？因为对于众多将质疑的目光投向富士康的人们而言，他们更想知道的是，在那么多年轻的生命纵身一跃的时候，富士康到底做了什么，或都没做什么。

在外界普遍关注的两个问题上，报道分明在做出澄清与辩护。首先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心理学家称，“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对此，已有网友敏锐地指出，这种说法是只看单个统计量，不顾数据的变化和分布情况，不顾其他方面的指标。所以至少还必须考虑自杀率变化的速度（短时间内连发）和来源（都来自富士康）。这到底是专家的弱智还是媒体的轻信？

其次则是对于富士康“血汗工厂”的问题。报道这样写道，“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作为解释这个结论的证据，记者写道，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我不清楚在这位记者眼中，“血汗工厂”应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略了报道中呈现出的那些员工总是要求加班，员工之间“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的情形？这难道可以成为否决富士康作为“血汗工厂”的条件？我注意到报道无数次地援引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一些关于自杀的论述，但为什么却也放过了涂尔干的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

报道拿无数的打工者涌入，以及工厂的“井井有条”来作为证词，倒让我想起秦晖先生《“血汗工厂”辨析》一文来。他说，有一种对“血汗工厂”的辩护是，“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进而指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这一切跟富士康的情形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在秦晖的考证中，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作为一种事实，是在“六连跳”之后，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此次报道中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这已是一个庞大而无法舒展的机器，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的灵魂。

或许，我们仍无法揭开富士康“八连跳”之后真正的谜底，并为此开出一道可以药到病除的良方，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去有意或无意地做一些有悖于常识与良知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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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事，不过是企业对员工最初级的人文关怀形式，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企业管理者的不安心理。

5月11日晚，富士康公司一名女员工疑跳楼身亡。进入2010年以来，富士康已经有8位员工跳楼自杀。富士康方面曾被搁浅的请高僧作法事的计划被再次提上台面。但作法事能否消除员工的紧张情绪，避免下一名员工重蹈覆辙，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

鉴于台湾企业一直存在的文化传统，邀请僧人到企业作法事，并不见得是富士康转移视线、逃避责任的做法，而更像这家企业万般无奈、一筹莫展后所取的“下策”———如果作法事有用，富士康何必等到今天？

富士康的愿望是好的，可如果愿望没有足够的行动力支持，就永远是那颗可以望见却止不了渴的梅子。作法事，不过是企业对员工最初级的人文关怀形式，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只能满足企业管理者的不安心理，对抚慰员工心灵又有多大效果呢？

以薪资交换劳动成果，长期以来都被企业当作建立与改善工人关系的唯一准则，每逢与员工产生矛盾或纠纷，用上薪资这片万能膏药后便能包治百病。然而，微薄的工资其实并不能给珠三角的产业工人们带来生活的意义。我们经常听说一些IT企业白领“过劳死”，而如富士康员工这般频繁跳楼死则说明，代工模式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淡薄如水，员工自杀至少说明，他们对其所在的企业没有认同感，而企业也不能够给他们提供这种心理需要。

当然，作为一家以代工为主的制造企业，不能要求富士康像一家创意企业那样，给员工提供令人羡慕的优越环境，但富士康应对自身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有清醒的认识，那就要拿出切实的举措，在保障员工劳动强度与收入水平持正比的基础上，来合理安排员工的工作节奏、休闲娱乐，关心他们的心理状况。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2万名员工，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如何管理好这个企业化的社会或许会有很多未知的路径。但是，富士康显然不能以单纯的中小企业标准来要求自己。

法事会结束，五台山的高僧大德也会离开，但愿，慈悲之心能在富士康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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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因跳楼事件频发，富士康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

乞求上苍保佑对于 “消除员工间长期弥漫的紧张情绪”，是一道不可能求解的命题。员工间长期弥漫的紧张情绪究竟来自何种原因，恐怕更多与富士康严格乃至达到苛刻程度的内部管理制度有关，之前媒体

对富士康的“探秘”，层层剥离了其长期笼罩的神秘面纱，将一家近乎军事化管理的企业模式呈现于公众。

根据人之常性可知，准军事化管理主要针对军人等特殊群体，而并不适用于普通企业员工，它必将形成长期压抑的高压管理状态，而富士康员工大多是年轻人，其权利自我维护的敏感度大大提升。如此情势下，沿用传统的企业管制文化，其造成的大量日常矛盾冲突不断积累，必然会在某个沸点全面爆发，富士康近年来连续发生多起员工猝死事件即是例证。

显然，富士康正成为反思“高压管理”的标本，并因此要对普遍存在于内地许多民营、港台企业的管理弊端进行深入剖析。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民营、港台企业最可贵之处在于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以相对国企更加锐意进取的经营手段，以及倡导吃苦耐劳的员工文化，造就了各种“××速度”。

然而，如果说在当初教条僵硬的社会环境中，许多民营、港台企业对外以其“灵活变通”的手法和“无规则”策略获得曲线前进的巨大成功，对内以一丝不苟的“按件计酬”、“加班完成订单”形成供给层面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今天，在新的社会环境和商业格局下，法治化、对等博奕的契约精神、以及对员工权利尊重与保障的公共诉求作为现代企业长远发展的经营灵魂，早已形成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

因此，由富士康而反思某些民营、港台企业“高压管理”，面临着现代条件下企业管理人文化的挑战；更重要的是，早已习惯利用体制缝隙求生、并在其中游刃有余的单向利益主导型思维，是否已患上了某种依赖症，以至于丧失了在更合理制度环境中自我革新、以求跟上社会进步的愿望和诉求？

在我看来，重塑企业文化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技术层面而言，就是尽快建立起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法治要求的内部管理体系；观念层面而言，则是让广大企业员工的维权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合法的组织化诉求，开创一个劳资双方更合理、更自由、也更规范的商业平台和制度环境。毫无疑问，这是新一代民营、港台企业必须接受的时代考验与道德使命，否则就可能面临被抛弃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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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八连跳”事件，不问员工问鬼神？

据知情人透露，近日，因跳楼频发事件，富士康公司请来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下来。三位五台山高僧已经抵达深圳。（《楚天都市报》5月12日）

半年内8名员工自杀，富士康竟然真的找高僧来做法事了，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忍不住怀疑，是不是近来发生的悲剧太多了，公司故意想制造个笑话冲淡一下悲伤情绪？

看这意思，有人真想把员工自杀的原因归结为鬼“上身”了。也难怪，员工频频自杀，舆论持续责问，能毫无怨言地背起这个“黑锅”的，也就只有鬼了，毕竟，还没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和本事能找到鬼去对质。

悲剧接连发生，偶然性的背后一定隐藏着必然，公司管理层未必没有想到自己的管理上出了问题，可时至今日，不仅没能阻止悲剧发生，甚至连直面问题原因的勇气都欠奉，不仅对于为何接连发生这样的事故一片迷茫，甚至就如何避免类似事情的发生，也难以有个有效的措施，只能祈求于高僧念经，驱魔避邪。这样“不问员工问鬼神”，不仅寒了员工的心也冤枉死了鬼。

问问员工就能了解的问题，何必要舍近求远？公司里有没有鬼，员工最清楚，不必去请高僧。怎么才能驱鬼，大家也比高僧更明白。入魔中邪的或许有，但主要不是员工，而是公司管理制度。人的原因不能推到鬼身上，人的问题也不能靠鬼来解决，不然，早晚会弄得人不人，鬼不鬼，除了笑料什么都留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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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富士康已经发生了八起员工跳楼事件，最近的一起是5月11日。生命的花儿就这样，开了，谢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她）们的名字，3月17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从3楼宿舍跳下；4月6日，观澜C8栋宿舍饶姓女工坠楼；4月7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4月7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据说，这些纵身一跃的员工，年龄都在18岁~23岁之间。也因此，他（她）们的举动就格外让人伤心。他（她）们遭遇的伤痛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个体生命的悲欢，也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悲哀，而是我们共同的悲伤。当那一个个花样年华，在其生活画卷刚刚展开，甚至还未及绽放灿烂时，就戛然而止，我们都应该反思。

早在2009年7月，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事件激起轩然大波。当时，媒体乃至社会公众纷纷将矛头指向企业的管理不当。诸如是否存在非法拘禁、侮辱人格的问题等等。富士康科技集团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坦言，孙丹勇自杀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富士康内部管理上的不足，尤其是在如何帮助年轻员工排解工作和个人精神层面的困惑和烦恼方面做得不够细腻和条理。

富士康新闻发言人表示很迷茫，认为企业没本事做到“触及到42万人每一个人的心灵”。这样的迷茫想必是真实的，却是必须要解决的。不然，谁知道第九跳、第十跳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企业人数众多，哪怕是多到42万人，也不应该是关怀的阳光照不到的理由。既然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能够通过网格化管理贯彻到每一个末端，那么，关怀又何以不能触及每一个花样年华？

每一起跳楼事发，社会公众是不是除了指责、愤怒之外，就一点作为也不用有？显然不是。面对跳楼的举动，我们感受到的伤痛其实是一致的。是怎样的心理煎熬让他（她）们决然一跳？我们这些围观者难道真的没有过类似的煎熬和痛楚、悲伤和无助、寻求解脱和沉溺麻木？

犹记得孙丹勇自杀之后，媒体报道，他的一位大学老师写了一篇祭文，其中写道：“一直以来你都是面黄肌瘦，显得弱不禁风。你总是那样的内敛，那样的沉默，总是喜欢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生命有长短，却没有黑白，离去了或许是解脱，或许是种表白！”这样公然鼓励解脱的态度不免过分。正是在这样的貌似关心实则冷漠的氛围中，青年人苦闷依旧，跳楼依旧。

成长的烦恼、成长的困惑、成长的磨难，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要面对的。逃避也好、解脱也罢，不过是把这种磨难转嫁给亲人、身边的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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