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宜城市市长周森锋遭遇的论文抄袭门和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身陷民族成分造假门先后引起争议。争论的情况不像前一段邓玉娇事件那样一边倒，而是出现了严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惋惜者有之的复杂局面。从已经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周森锋出身农民家庭，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作有一定成绩；何川洋能在数万名考生中拔得头筹，相当不易，堪称学业突出。其父母操作此事时他才14岁，家长已经受到行政处分。况且重庆头一年已经出现过状元不加分险些上不了北大的情况。他们如果是一贯劣迹斑斑，查出作弊行为受到责罚也算大快人心。但此二人在某种意义上都算得上是青年才俊，所以舆论的反应是困惑多于快意。

我认为，对这些个案的讨论不应当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也不能满足调整有弊病的现行政策上，比如取消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缩小高考加分的范围，或者干脆取消弊病丛生的加分政策。更重要的是由此反思：此类现象在当今中国是个别现象还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导致这些作弊现象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产生这些作弊现象基于怎样的社会环境？如果青年才俊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青年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

我认为，如果说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正在迈向历史的高峰，那么在道德诚信方面，则已经陷入了某种危机。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之为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作弊行为成为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被破坏。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格外嚣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成为生存竞争的主导机制。做老实人吃亏，说真话倒霉，仗义执言受罚，公平竞争失去空间，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为了趋利避害，不由自主地首选旁门左道，甚至邪门歪道。文凭做交易，医院宰病人，士子玩猫腻，司空见惯。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现在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学生中蔓延的面积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周森锋如果不是舆论关注，哪有人想得起来拿他的论文和别人的论文比对？如果把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者的论文普查一遍，涉嫌抄袭的不知还有多少？连堂堂人民出版社社长领衔主编的《察贤辨才》一书，80%以上的篇幅也与其他著作雷同。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采取鸵鸟政策，不敢面对这样的现实，那才真叫可怕。

19年前，《中国青年》杂志曾经发起过一场激动全社会的“潘晓讨论”，可惜没有持续下去。现在回头看，开展这样的讨论对于全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非常有益。我前些天见到当时《中国青年》的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先生，谈起来还十分感慨。我有一个想法，媒体如果从周森锋、何川洋等一类事件入手，开展一次关于重建中国诚信社会的讨论，让各界都来为我们这个社会诊断病情，寻找药方，颇有必要。上个世纪的历史，有过中国青年才俊纷纷卷入红卫兵的教训，如今对那种高调的误区已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如今的青年倒是远远地告别了理想的高调，却接二连三地滑进了作弊泥潭，对此，是否应当有一次更深入的检讨呢？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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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票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的周森锋先生，年龄、出身和论文遭到前所未有的网络监督。在我看来，年龄和出身不是根本问题。暂且不说湖北宜城市仅是县级市，即使是地级市，29岁也不算低龄，一边批评“论资排辈”，一边又认为“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等于是把行政能力和与之无关的年龄捆绑在一起。出身论更是值得反思，对“龙生龙，凤生凤”抱有负面印象，这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因此认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那又成了另一种“出身论”。不过，我又非常理解对年轻市长的年龄和出身的质疑，“全票当选”不能说明周森锋此前的行政能力有多么突出，只能说明这是任命先于选举的结果。

目前，最让年轻市长头痛的不是年龄和出身问题，而是论文涉嫌抄袭事件。他在就读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与另外一位作者谢岳来合写的论文《基于价值链的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分析》，涉嫌抄袭发表于《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5期的《论房地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事已经引起清华大学校方的关注。看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幸灾乐祸。如今，很多高校教师对于学生论文已经不再用水平高低来评价，而着眼于是否抄袭。有的甚至为了鼓励学生原创，出台鼓励性措施，只要学生没有抄袭，论文就可以通过。还有的认为抄袭如同腐败，是一个体制性问题，所以睁只眼、闭只眼。周森锋的遭遇，提醒现在的学生，即使没有学术理想，为了自己的未来考虑，也不能在论文写作中留下“抄袭污点”。

抄袭是体制性问题。本科生和研究生大规模扩招之后，本科生毕业论文制度和研究生发表论文制度成为两座大山。撰写论文需要专业训练，很多本科生却以“临阵上网”的方式撰写论文，这非但不能培养他们的专业能力，反而使得他们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敬畏之心。尤其是在抄袭的论文通过答辩之后，他们甚至认为抄袭就是引用、引用就是抄袭，学术就是这样拼贴而成的。从目前的教学水平来看，除了入选“985”或者“211”工程的高校，其他高校完全可以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制度，或者将撰写毕业论文的范围限定为直升研究生的毕业生。研究生必须公开发表论文，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曾经有学者进行计算，把全国所有学术杂志都贡留给在读研究生，版面依然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杂志不断加厚，出版增刊，文章不断缩水，版面费不断上涨，已经从三五百元上涨到千元上下。如果一本杂志每期刊登60篇文章，每年出版24期，那么每年版面费就有140万元左右，扣除印刷费，收入非常可观。如果编辑具有“远见”，再从中拿出一些公关费，让自己进入“权威期刊”的行列，版面费又可以上调，公关费将获得成倍回报。

刊登周森锋涉嫌抄袭文章的《商业研究》杂志，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2008至2009年CSSCI来源期刊，这意味着刊登在上面的文章不仅可以供研究生申请学位，还可以供高校教师申报职称。但是，这本通过新闻出版署期刊出版规范检查的学术杂志，把周森锋论文英语部分的“北京”拼写成了“Beijiang”。尽管抄袭是体制性问题，我依然不赞同周森锋抄袭无足轻重或者情有可原的说法。如果我们以抄袭是体制性问题为由容忍了周森锋的抄袭，是否也要做好准备，以腐败是体制性问题为由允许他腐败呢？清华大学和湖北宜城市都不会乐意看到这种景象。我同样对周森锋充满同情，涉嫌抄袭的学者和官员不是少数。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和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杨伦发表在权威学术杂志《哲学研究》上的文章被认定抄袭之后，虽然陆杰荣是第一作者，杨伦却积极主动地承担所有责任。周森锋可以获得同情，不等于他应该免责。如果他的论文经学术机构确认为抄袭，那么清华大学应该取消他的学位，而湖北宜城市也需要启动相应的程序。改进体制性问题，有时不可能一揽子解决，更应该从个案着手。

(作者系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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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由当地人大代表“全票通过”而当选的年轻市长，却引发了舆论一浪超过一浪的质疑浪潮。

“全票当选”本身就很意味深长。面对着日渐分化的阶层以及阶层利益，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宜城当局也声称29岁市长“责任心强，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受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

然而，不幸得很，这位“德才兼备”的29岁市长很快被曝光就读硕士研究生时涉嫌抄袭论文。怎么可以想象，一个需要通过抄袭来完成任务的硕士生，可以在工作中体现他的“德才兼备”？一个连专业论文都不能独立完成的硕士研究生，又如何在工作岗位上体现自己的专业优势和才能？

对于一个“责任心强”的官员来说，在涉及对自己道德诚信的质问时，选择回避，这又如何能让人相信，他是一个有所担当的官员呢？

而至于“作风民主、经常深入群众”等等，可惜，现在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却是一个在下乡时由随从打伞的官员形象——这又如何能服众？

也许，下乡时让随从人员打伞，在当下的官场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根本算不上什么。那么，是公众太挑剔了吗？

我并不是怀疑当地官僚体系内部对周市长的评价的真诚，或者怀疑显然，舆论对周市长的种种质疑，彰显了官僚体系规则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这些规则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发展并不断扩张，处于其中的人早就习以为常，只是一旦偶然被舆论聚焦，便如同皇帝新装一样脆弱——一经审查就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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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网友晒出别人为29岁市长周森锋打伞的工作照之后，6月24日，一篇题为《最年轻市长硕士期间论文涉嫌抄袭》的帖子在网上广泛转帖。记者从中国期刊网上下载了这名网友提到的两篇论文。经对比发现，网友所述基本属实。

襄樊市组织部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周森锋论文涉嫌抄袭，其指导老师或刊发论文的杂志社应该负相应责任，组织部门当时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对周森锋研究生期间所做论文进行考察。

襄樊市组织部的解释，自相矛盾。

既然组织部门明白自己“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进行考察，那么，怎么能将论文抄袭的责任，在没有经过专业学术委员会的鉴定之前，就推给导师和杂志社呢——论文抄袭，要求杂志社负责，似乎没有这样的惯例；弟子的论文没有经导师审阅自主发表，导师承担何责任？——同样，既然组织部门明白自己“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进行考察，那么，在任用过程中，为何不引入“有条件、有能力”的评价、考察机制呢？

随着对最年轻市长的关注升级，有人对网友无休止的质疑和“扒粪”之举，颇为不满，甚至呼吁不要再“折腾”这位“年轻有为”的市长，让他安心工作，并称让周同志做个好市长是大家的心愿。

我一点不明白，网友的质疑，怎么就折腾市长了，这种质疑，难道不是希望有一个好市长——一个视察工作需要别人打伞的人，虽然不能就此表明他的官气很重，但至少有脱离群众的某些苗头；一个求学期间涉嫌抄袭他人论文的人，毫无疑问存在严重的学术道德问题，让他做市长，无疑充满风险。

以上网友所做的质疑、“扒粪”之事，本不应该由网友来做，而应该由提名市长人选的组织部门，对市长人选进行表决的人大代表来做。事实上，只要在提名或者投票环节，组织部门和人大代表稍微认真一些，就可以发现网友所找出来的照片、有抄袭嫌疑的论文——这些照片和论文，全都在网络上。

令人遗憾的是，似乎没有任何组织部门的人、人大代表，去对这位市长候选人，进行“推荐语”之外的考察，所以，全票当选发生了。而“全票”也成为大家对“年轻有为”的认同。现在，面对网友抛出来的证据，投全票的人大代表们，是不是也要说自己“没有条件”、“没有能力”去考察这位候选人呢？

其实，如果在提名、投票过程中，组织部门和人大代表们能公开、认真考察候选人，网友在市长全票当选之后的质疑，将不会这么热烈，这与当选者的年龄无关、背景无关，而与整个过程是否公正、透明，是否有民众的参与有关。

在眼下新市长的涉嫌抄袭被曝光之际，建议组织部门和人大代表，“亡羊补牢”，督促新市长对自己的涉嫌抄袭作出解释，向市民和公众做出交代，而不能简单地推卸自己的责任，并让这件事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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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其父、岳父、妻子遭搜索后，湖北宜城市“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又遭人肉搜索。有网友搜出他2004年发表的论文，在和署名为王宇的论文对比后发现两篇论文相似度超过50%，指其抄袭。襄樊市组织部表示，组织部当时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对周森锋论文进行考察。(6月25日《新闻晨报》)

据调查，周的论文确有一些章节和王宇的论文一样，但周在文末“参考文献”中列出了包括王宇论文在内的5篇论文和1本译著。这是引用还是抄袭？我想，这不能由网友说了算，当地组织部也无力考察，只能由学术委员会鉴定———如果网络舆论持有这种严谨的态度，“最年轻市长”事件就不会演变到口水横飞的局面。

周森锋该不该当选市长，理性的考量方法是听其言观其行，关注他的施政纲领与行政作为。令人失望的是，网络舆论越来越偏离严肃的轨道，走向“娱乐至死”。

网友人肉搜索周森锋的父亲、岳父、妻子，和狗仔队窥探明星生活隐私是何等相似。周森锋是否够格当市长，与他的父亲、岳父、妻子有多大关系？就算他是靠特殊手段“混上去”的，其家人的隐私就可以被名正言顺地侵犯吗？网友质疑“最年轻市长”不是问题，但应该遵循正道与大道，而不能津津乐道于猛抖隐私，否则，公众的知情权和质问权等严肃命题就将被消解，沦为无聊的娱乐消遣。

我不知道展开人肉搜索的是些什么人，是别有用心想拉周森锋下马好取而代之的人，还是纯粹取乐的网络游民，但无论是谁，他们的心态都很难说健康———这是多么尴尬的一幕，当他们质疑有关部门选拔“最年轻市长”暗箱操作时，却不知，不少质疑者也正躲在角落专往周森锋的“私处”窥视！娱乐时代，不是什么都可以成为娱乐消费品的，比如公民权利、他人隐私，守住这个底线的质疑才有意义，才能对官员素质有所促进。不然，周森锋成为娱乐牺牲品，网民沦为低级扒粪者，环视左右，没有谁会是获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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