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舆论普遍质疑南京宝马案肇事者的“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根据这一司法鉴定，犯罪嫌疑人王季进被评定为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所谓“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是指刑法中规定具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主体。

人们担心，如果王季进因此而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包庇和放任。如果这个司法鉴定意见是可靠、可信的，王季进以及他的家人是否就能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跟他的家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法庭审理此案时，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一个有精神问题而不具备完整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是否应该获得驾车权利？王季进拿到驾驶执照，就是获得了“完整”的驾车权。一个有精神问题的人握住了方向盘，这辆车就成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威胁着不特定人群生命安全，发生车祸几乎就是必然的，只是不知道“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会在什么时候发作。

南京交管局称，王季进于1998年12月报名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医院出具的有关检查结果表明，王季进无妨碍驾驶疾病及生理缺陷。其后，王季进在审验驾照时也没有向警方说明过有精神方面的障碍——向交管部门隐瞒自己的精神问题，王季进是否应该负法律责任？如果因为王季进有精神问题，在考驾照这件事情上也没有责任能力，那么，他的家人，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是否应该让他去考驾照，让他开车上街？从此前报道中获知，王季进的父亲及祖母早就知道王季进有精神疾患。

保障公平的原则之一是：人的权利和义务相对等。你的驾驶执照是主动获得的，不是别人硬塞给你的，那么你对安全驾驶的责任也应该是完整的；如果王季进的责任能力受精神问题限制，那么他的家人的监护能力难道也被限制了？家人本来可以向交管部门反映王季进的精神问题，阻止他获得驾照，但他们当初没有履行这个监护责任，让王季进获得了不该获得的权利。现在王季进撞死人了，如果可以以精神问题减轻处罚，等于告诉人们：权利和义务可以不对等。如果出现了这个结果，将重挫人们的司法公平的信心，对社会将是极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