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中国贪官“最爱”的几个藏匿地，在这些地区甚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与此对应的是，中国今年发起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

中国外逃贪官知多少、卷走多少民脂民膏，一直是个没有权威统计的迷。2013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在境外抓逃难度大、归案比例不高的背景下，仍有6694人被抓，还有多少贪官依然逍遥海外，是个令人深思并胸闷的问题。

尽管外逃贪官总数未知，但有关方面显然应有一份“A级通缉犯”式的重点追逃名单。“猎狐行动”需要有的放矢，这是提高缉拿效率的必然选择，“零敲牛皮糖”式地由点及面追逃，也为“全歼”外逃贪官奠定基础。

境外追逃必然要与境外司法机关合作。这之中，显然会涉及一系列的问题。以往，一些西方国家常常以中国仍适用死刑为理由，拒不向中国引渡外逃贪官。对此，我国在谋求相应对策。在经济犯罪“少杀慎杀”的基础上，我国于2011年在刑法修正案（八）中一次性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又取消了9项死刑罪名。经济类犯罪不杀与高压反腐及追逃并行不悖，是社会进步与文明提升的体现，更表明依法治国正在减少对死刑的依赖。

境外追逃的另一焦点问题是，如何处置贪官在境外的资产，这也是我方与外方产生分歧的高发点。近期，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宣布，已和中方达成协议，将联合查没中国外逃贪官在澳大利亚的非法资产，双方合作意向还涉及向中国引渡外逃澳大利亚的中国贪腐官员。“联合查没”这种表述，表明中澳双方对此已有共识，这种突破同样对中国在其他国家追逃具有示范和借鉴意义。

对中国而言，应当认识到随着自身经济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国际交往间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与谈判筹码。对西方国家而言，较之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庇护中国外逃贪官恐怕越来越不划算。中国的发展需要遵循韬光养晦的方略，但也要学会使用利益杠杆撬动那些曾经不公正的天平，以自身不断壮大的实力去影响和扭转某些国家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必须扎紧制度的篱笆，有效控制滥用的权力，通过多元化的监督与制约减少腐败的发生。同时，干部出境备案制度也当更缜密地执行。对于搞多个身份证与护照、有开溜倾向的干部，不能适用“疑罪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