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奉化一幢只有20年历史的居民楼突然倒塌。几天来，种种疑团萦绕在公众心头：究竟是设计施工时就埋下“苦果”，还是使用不当所致?鉴定为C级危房为何在隔天就粉碎性倒塌?彻查原因、深究责任无疑是当务之急。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各地城市化建设提速，大批楼房密集建成。有人担忧，一些城市良莠不齐的建筑进入“质量报复周期”。这种担忧不是没根据的，住建部负责人曾透露：“我国是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却只能持续25-30年。”（4月7日《新快报》）

从危房的等级来看，C级危房属于局部危房，不应该很快发生整体倒塌事故。但是，奉化这栋房子在被鉴定为C级危房的次日就发生粉碎性倒塌事故，不得不让人怀疑相关鉴定结论的可靠性与房屋的质量问题。相关部门妥善安置本楼住户，彻查楼房倒塌事故的前因后果，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无疑十分重要。

由于上世纪80年代后，我国各地城市化建设提速，大批楼房密集建成。有人据此担忧，一些城市良莠不齐的建筑进入“质量报复周期”。虽说这种担忧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密集建房不是房屋质量差的遮羞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工技术不成熟也不是建筑质量低劣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建设方、施工方偷工减料、缺乏责任心；监管部门工作缺位才是问题的关键。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出过不少精品工程，再往前追溯，古代的精品建筑更是让现代人汗颜。

至于有人拿“我国建筑寿命只有25-30年”说事，更是一种误读。住建部负责人说这话的背景不是我国建筑质量如何之差，也不是我国建筑技术落后，而是很多本该继续服役的建筑因人为原因“英年早逝”。

建筑物寿命过短，浪费社会资源，造成大量建筑垃圾与巨大的环境威胁。分析建筑短命的成因，思考延长建筑寿命的对策十分重要。除了“楼脆脆”、“楼垮垮”这样的豆腐渣工程需要追责以外，非质量原因的建筑“短命”现象实际上戳到了城市规划短视病的痛处。因此，我的观点是，奉化不仅要彻查房屋倒塌的前因后果，看看“可以继续住几年”的C级危房为何瞬间化为一片瓦砾，揪出20岁房屋倒塌的真凶；而且要举一反三，做好安全排查，把更多建筑质量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危房倒塌事故重演。进一步说，不仅奉化要排查危房，所有地方都要监管好事关民众福祉与生命财产安全的建筑质量。

此外，人为原因导致的建筑物倒塌、拆除现象应引起高度重视。《城乡规划法》规定，城乡规划不能因为地方领导的变更而变更，不能因为个别领导的意见擅自修改。但是，由于政绩评价体系不完善，领导变更频繁，有人认为前任领导制定的规划方案，不能显示政绩。好大喜功，按自己的意图随意更改城市规划者不在少数。于是乎，城市规划陷入了“领导一句话就变”的规划怪圈。不少建筑远没有达到设计使用年限，就被人为拆除。既浪费社会资源、劳民伤财，也打乱了城市总体规划部署，导致城市规划缺乏连续性、前瞻性，滋生了不少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与烂尾工程。

投资2.5亿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建成18年被拆除；建成不满10年的海南“千年塔”沦为“短命塔”；福州中央商务区范围内新修学校、住宅被拆迁；南昌建成13年的四星级酒店被爆破。这样的规划短视病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城市规划如同过家家，经过规划部门批准建设的项目，因为要上马形象工程，说拆就拆，无疑与《城乡规划法》精神背道而驰。正如有论者所言，一拆一建的过程就是制造GDP的过程——拆也GDP，建也GDP。

因此，要遏制建筑短命现象，除了严管建筑质量以外，还要改变“领导一句话就变”的规划生态。具体说来，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完善政绩评价机制，丰富政绩评价内涵。多从民生角度看政绩，少以形象工程论英雄。保持对官员政绩考核的连续性与长效性，增加官员违规成本，约束官员的非理性政绩冲动，防止一些地方脱离实际、大拆大建。二是强化民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权、监督权、评价权。让亿万双眼睛盯紧城市规划与“短命”建筑。不能听任领导拍脑袋调整城市规划，用法律制度的力量洗刷“最大建筑浪费国”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