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相关负责人称，有望在三年内发文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将公款大吃大喝行为纳入行政问责范围，强化监督和制约等。此前有人大代表提出建议，通过立法手段，禁止鱼翅贸易，保护海洋生态平衡。（7月3日《重庆晨报》）

对于餐桌之上的讲究，国人很快会联想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倘若将话题推至“公务接待”和“公款吃喝”，怎样节俭、如何克制，则就成了社会公众的首要关注与考量。“三年内禁食鱼翅”的消息一出，坊间顿时热议不止；尽管不少声音质询“禁令”何不“前移”，我倒认为更该看好从中透出的积极信号。

的确，循着某种“经验性”的思维，听闻“三年内禁食鱼翅”的高层吹风后，一些习惯了“下有对策”的公吃场合，未必不会马上“心领神会”，抓紧时间享受“最后的美味”。这种“规则滞后”留下的“损公漏洞”，当然很难被完全堵上。但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想到，如果没有人大代表的联名提案，如果不是相关部门的闻风而动，像这样“合法铺张”的大吃大喝，显然要多搭上几个“三年”，才可能被“实质重视”。故而，就算当作是一种“次优选择”，如今有了“明确期限”，其积极意义还是首先值得肯定的。

还有一种忧虑称，公务接待的“禁食鱼翅”需要等上三年，那么其它的高端酒水、名贵佳肴，是不是都得一次次地设个“三年期限”，才能恋恋不舍地逐一远离“公款饕餮”呢？这样的质疑和质问，听起来很是显得焦虑，而实际上，却很可能是对积极信号的误判或误读罢了。因为，“三年内禁食鱼翅”虽是某种单一的“禁令”，事实上则“打包”了集中的趋势：公务接待的崇尚节俭、强化制约，已然成为一种明确要求和必然方向。所以，把“禁食鱼翅”与“杜绝奢侈”联系起来，恐怕才是正确的答案。

也有一种独辟蹊径的观点说，公务接待，公款吃喝，与其规定什么不能吃、不能喝，不如干脆直截了当地限定“能吃能喝”的标准与范畴。依我之见，这样的献计献策，其本质期待与“禁食鱼翅”并无二致，只不过是选择了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种不同的策略，也未必是“有你无我”，显然是能尝试和探索“有你有我”、协力制衡的。

把“三年内禁食鱼翅”视作一种积极信号，并不是对滥耗公帑、大吃大喝的容忍和麻木。而是明白，某些沉疴积弊的解决，有时往往是“欲速则不达”，需要一种冷静的心态，也不能过于纠结其渐进的过程。理解了这一点，对于那些积极的动作和信号，或许就能少一些吹毛求疵，多一种乐观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