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高考季，一考定终身，难免几家欢喜几家愁。只是一则“高三班主任自杀”的新闻，将公众眼光从百万考生头顶移到一个高三教师身上。他叫赵鹏，是个还有18天就跨入而立之年的东北小伙，是有着娇妻幼雏、儿子尚不满两岁的年轻父亲，生前是河北馆陶一中的老师。可在收到4月份工资的4月27日晚，他留下绝笔遗书，带着对妻儿的牵挂，服毒自尽。（5月28日《华西都市报》）

从报道看，赵鹏自杀的最直接原因，似乎是工资条上可怜的1450元工资。确实，经济上的清贫，应该是最显性的导火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这样近乎赤贫的经济现状，确实能击碎一个男人最后的一点儿尊严。

赵鹏是家里的顶梁柱，要赡养全家老小。1450元工资，支撑着他的整个家庭。其境遇窘迫，从“毕业签约时，竟因欠学校两万多元学费而难拿毕业证”“上学借债、结婚买房、装修借贷，共筑下13万的债台”等细节窥斑可知。连每月月供、孩子奶粉钱，都逼得他心力交瘁，悲苦难捱。

新闻跟帖里，对赵鹏的死，网友莫衷一是。有的悲呼老师工作负担太重，收入与付出严重不对等；有的同行对赵鹏自杀叹息；也有网友不信，在“教师敛补课费”

“课堂不负责”频被报道的情境下，一个高中教师收入这么低；还有的是从家庭角度出发，认为轻生是无担当的懦弱与逃避。当然，逝者已矣，是什么压垮了赵鹏，我们无从得知。

可以说，赵鹏之死，是一个平凡人的诀别。经济窘况，带给他日夕被压迫的崩溃感，让他绝望。这又是“一个高三班主任之死”，格式化的应考生存，是一个长期压迫其精神状态的最大凶顽。诚然，高考改革、社会人才选拔等命题，你我并不陌生。但多年来，教师群体的心理承受，似乎是我们的视野盲区。而今，赵鹏之死将反省维度导入更宽广的、囊括全体师生的高考心理生态层面。

封闭式、军事化教学的应试沉疴，已积留多年。在单一枯燥、高强度的应试体验下，在“格式化”生存中，只能造就众多的如赵鹏一般心理压力极度高危，需要制度性纾困的“病态”师生。现如今，我们凭吊一个年轻生命的远逝，除了关心其经济、工作和生活状况，更要关注他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精神状态。毫无疑问，唯有彻底摆脱迎考备考中那令人窒息的“格式化”生存，让教学和高考能在一个稍轻松的正常的教育语境中进行，才是对赵鹏最好的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