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度就“钓鱼执法”事件作出公开回应。俞正声认为，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有奖举报制度不加限制地使用”，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它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俞正声是在九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结束后，就上海党建工作接受媒体专访的，在上述长篇专访中他还谈及闵行倒楼案、上海房价、反腐形势等诸多热点问题。多家媒体将俞正声就“钓鱼执法”事件的回应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报道，甚至以主标题的形式加以突出，足以说明“钓鱼执法”至今仍是舆论关注的热点问题。最近几天，上海“钓鱼执法”受害者张军收到恐吓信，以及深圳市社保局被指假扮患者对医生实施“钓鱼执法”的新闻，依旧占据着媒体和网络的显著位置。就舆论的场效应来说，“钓鱼执法”仍是一个热度未减的语词。

即便回到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本身，一段时间来公众其实一直有所期待。关于“钓鱼执法”事件，此前官方有过三波回应。第一波回应来自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他们在调查后认定，这一事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取证手段并无不当，不存在所谓“倒钩”执法问题。来自浦东新区政府的第二波回应，称上述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执法过程中确实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浦东新区政府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第三波回应，则是上海方面提出，整治取缔非法运营和禁止不正当的“钓鱼”、“倒钩”行径“两个绝不手软”。

从以上三波官方回应中，公众自然能够看到从相关部门死不认账到浦东新区政府公开道歉的进步之处，但是“钓鱼执法”是否仅仅是一种“不正当取证手段”，似乎成了一个有待认定的悬念。而“两个绝不手软”的说法，尽管将禁止“不正当的钓鱼行径”也包含在其中，但是面对绝不手软的打击黑车行动，公众有理由怀疑对于“钓鱼执法”的反思和追究到底能够深入到何种程度。俞正声就“钓鱼执法”事件的回应，事实上是回应了公众的一种焦灼和期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这应该是来自上海官方的第四波回应，它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此前留下的悬疑问题。

对于“钓鱼执法”的性质，俞正声说它“肯定是错误的”，“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对于“钓鱼执法”事件的责任，他指出这说明“我和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由此而言，“钓鱼执法”已经不再是先前欲说还羞的“不正当取证手段”，它事关法治与制度方面的缺陷和错误。在“不正当”与“制度性错误”之间，显明了反思的深度所在。而归因于法治意识淡薄的自我批评，能否最终落脚到对于“钓鱼执法”的依法追究，公众自然可以继续关注。

于公正的惩处之外，完善制度的基础是真正的反思，它包括执法行为本身，也不能回避非税收入管理、城市交通布局、司法救济渠道的畅通等一系列焦点问题。“钓鱼执法”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如果没有罚款经济的刺激，如果有了满足市民需要的交通体系，如果司法机关能够维护最后的正义，一种恶绝不会被放任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对于“钓鱼执法”和相关问题的反思，也不是上海一地的课题。问题在上海暴露出来，只要有足够的整改的勇气和措施，它就有可能最先从泥沼中走出。倒是那些自以为无事大吉的地方，眼下最该是自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