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价值问题是文学艺术创作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

　　人的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统一，使人努力构建自我价值，发挥自我价值，贡献社会，从而实现社会价值，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歌德说过：“你若要喜欢自己的价值，你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爱因斯坦也说过类似的话语：“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该看他取得什么。”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众多文学作品对生存价值问题予以高度关注。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徐坤的《八月狂想曲》、陈应松的《松鸦为什么鸣叫》、衣向东的《吹满风的山谷》、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鲁敏的《逝者的恩泽》、刘涛的《最后的细致》、迟子建的《清水洗尘》、兆影的《红豆粘糕和奔跑》、苏瓷瓷的《李丽妮，快跑》等等，从不同方面对表现对象予以体现历史流向的生存价值判断，或者在自我价值塑造方面，或者在社会价值构建方面，或者在合理享受生活方面，予以深刻地生动地艺术展现，使作品生发出耀眼的光彩。

　　人的自我价值是构建人的社会价值的基础。人的自我价值涵盖人的品格高度、能力水平、文化层次等要素。这些要素整合起来，达到一定高度，才能有效改造世界，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因此，不少作品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构建。《清水洗尘》写一个孩子自主意识的觉醒，属于自我价值的构建。腊月二十七是礼镇放水(洗澡)的日子，多年来，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里，孩子天灶一直在这天里做着烧水、倒水的活儿，可是他从来没有拥有一盆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水洗澡，都是就着别人洗过的水草草洗一遍，完成一年的清洁仪式。这样，同伴还讥笑过他，因此，他讨厌过年。可是“今年我要用清水洗！”他下了决心。他达到了目的，感到特别美好，从来没有过这种舒展和畅快，不再讨厌向他走来的年了。众多作品把焦距集中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中揭示出厚重的社会价值意义。《松鸦为什么鸣叫》叙事的内容很日常生活化。伯纬是个没有文化，生活在深山里的一个残疾农民。被他救助的人，都是些平常人。说到救人的动机，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说得极为平常：“我只晓得翻了车应该帮助别人一把，我从来就是这样，不管是夜里还是雪天。”可是在这些日常生活化了的活动中，作者却开掘出了背后的深意。他救人不图名不图利，从没收过人家一分钱，还常常搭上饭菜。这样叙事，凸显了伯纬坚守地狱路口，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的厚重的社会价值意义。合理地享受生活，在生活中获得快乐、甜美和幸福，对于解脱烦恼、消除颓丧，对于焕发斗志、振奋精神，对于塑造自我价值、构建社会价值，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合理地享受生活、愉悦生活，本身就具有生存价值意义。迟子建的《芳草在沼泽中》，一个叫刘伟的青年为了解脱机关工作的烦恼、失恋的痛苦，利用机关休假日，到中原一个清静的芦苇区景点去旅游，大自然的清静，农村劳动的尝试，使他感到无限欢欣，特别是芳草洼那个女知识青年，热情，大方，善解人意，对人宽容，在艰苦环境中永远怀着美好的憧憬，使他在沼泽中发现了神奇的芳草，净化了自己的心灵。

　　这些作品的出现说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文学艺术创作生存价值意识开始回归，因此，不少作品不仅获得了生存意义，而且闪放出动人的光彩。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一个现象，即仍存在着集中表现为生存价值、生存意义的弱化、消解、虚无。一些作者不仅躲避崇高，而且对真正的崇高也进行嘲笑、讥讽与亵渎。一些人热衷于“蹲下来看世界”，把兴趣完全降低到人的下半身，极力去寻觅人性的“原初地带”，只从原欲、性欲的视角审视人生，“单纯表现那些动物性的方面”。一些人一下子投身到低俗的怀抱，声嘶力竭地叫喊“我爱金钱”，肆无忌惮地宣扬拜金主义。凡此种种，不仅使一些文学艺术作品苍白、平庸，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精神萎靡症”、“灵魂缺失症”。

　　只有对表现对象给予生存价值判断，开掘出其中蕴涵的生存价值意义，摒弃无意义写作，文学艺术才有可能充满无限生机和灿烂前程。过去的创作业绩证明了这一点，当下的创作，需要进一步证明。（范垂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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